金贵爆秘闻:阿里汉侮辱中国足球 无人挺身而出

从上海申花队助理教练到主教练;从中国国家队助理教练到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从末代甲A冠军教头到申花队中方教练组组长……吴金贵在中国足坛起起伏伏那么多年,执教生涯的头衔可谓名目繁多。

然而,这位中国足坛唯一的“洋科班”出身的“土教练”,却对中国足球有着自己独辟蹊径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深秋的一个夜晚,在上海西郊虹桥宾馆的咖啡厅里,伴随着几百年前漂洋过海传入中国的“洋”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本土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如歌如诉的乐曲声,吴金贵向本报记者袒露了他对中国足球挚爱的心扉。

从2004年1月到2004年10月,末代甲A冠军教头吴金贵第一次穿上了中国国家队的大红运动服,成了时任国家队主教练阿里·哈恩的得力助手,位列中方教练组之首。

回忆起当年为何被足协领导“钦点”,吴金贵谦逊中透着自信:“也许是当时的足协领导看到了我是如何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把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打造成了全国冠军的成就吧。17场胜利,57个进球,联赛积分60分,最年轻的球队主教练,最吸引人的进攻型打法,这也算是中国足坛的一种新气象吧。足协为此还组织了科研小组,不仅连续跟踪申花队的比赛,而且还驻扎在上海观察日常训练情况。”

但是,在足协认可之前,吴金贵首先是被哈恩亲自“相中”的。“2003年12月,在全国甲A联赛颁奖大会上,我拿到了‘最佳教练’后,哈恩主动找到了我,跟我聊起了中国队,请我谈谈对国家队的看法。其实,在这之前,我们也有过接触,联赛期间他也现场观看过申花队的几场比赛,但都不及这次谈话的深入程度。”尽管只是短短一个小时的交谈,但第二天,哈恩就向足协正式提出,要求吴金贵担任自己的中方助手。“后来在和哈恩的一次闲聊中,他告诉我他非常惊讶在中国有这么好德语水平的足球教练。”

被国家队看中征召,吴金贵坦承那时是很激动的:“我想,无论是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梦想着能够有朝一日披上国字号的战袍。一旦真正穿上胸前印着庄严国徽的大红运动衣,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说到这里,他真的有点激动了:“我直到现在还可以拍着胸脯地说,我选择放弃俱乐部优厚的报酬,宁愿到国家队去领每月几千块的工资,不是为了什么沽名钓誉,是为了实现我的足球理想,实现中国足球腾飞的梦想!”

然而,也许就是这宏大的理想和梦想,让儒中带倔、血气方刚的吴金贵,由此埋下了日后负气离开国家队的种子。

1996年6月,在德国自费留学了五年的吴金贵,怀揣德国科隆体育大学国际足球教练员学院硕士学位,并且作为中国持有国际足球教练员证书第一人,走马上任上海申花足球队助理教练。六年后,2002年7月,刚过不惑之年的吴金贵接过徐根宝的教鞭,出任上海申花SVA文广足球队主教练。从1991年去德国深造起,蛰伏十年的他终于有了施展拳脚的舞台。

“我接任主教练后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打大连队,结果拿下来了。连续五场比赛,我们是4胜1平。”作为深受欧洲老牌足球强国熏陶的学院派教练,吴金贵认为现代足球需要的是主教练有自己的执教思路和足球理念,“首先我们是基于中国自己的足球水平现状来施教,然后汲取一些有益的欧洲、南美等足球强国的训练方法。”

吴金贵举例说:“我刚开始担任申花队主教练时,后卫队员不够,我时常采用352的打法,这样的战术在欧洲是基于球队有着强大的中前场进攻能力上的,而我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等于把后防线交给对方。”既然如此险恶,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前些日子他赴欧洲考察时,在一次交流沙龙上揭开了谜底。“当时有个教练问我,在没有组织进攻的保障下,如何保证后防线不被撕破?我解释说,我把三个后卫平行使用,不去盯人,协同作战,左右逢源,即便对方前锋挺进,三个后卫也很容易瓦解进攻。”吴金贵边说边竖起了一个大拇指,“欧洲同行听了我的讲解,都做这样的动作。”

吴金贵认为,在欧洲足球理念中,他体会最深的就是全队的协调性。“我时常对我的队员说,当球到了你脚下时,你不仅要考虑到你下一个传球对象,还要考虑到第三名、第四名队友将会怎样处理这个球。像下棋一样,走一步,要考虑到以后的几步。要主动去处理球,不要被动地把球一踢了事。反之,当第一个人传球给第二个人的同时,第三、第四个人就要积极跑动,寻找有利位置。”

在康桥基地吴金贵宿舍的书架上,整齐罗列着贝肯鲍尔、雅凯、卡佩罗、希丁克这些名教头的训练资料和各种比赛录像,“洋为中用”、“活学活用”是吴金贵这个“土教练”经常思考的问题。但“洋教练”来到中国后,因为文化背景和思维观念的不同,“洋”、“土”之间就容易摩擦起火。这也是吴金贵同哈恩“蜜月”后引发重大分歧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足球同欧洲、南美足球的本质区别,吴金贵认为足球运动的连续发展是很重要的环节:“1974年克鲁伊夫在荷兰队创立的全攻全守训练方法,直到90年代阿贾克斯的范加尔还在使用。不是克鲁伊夫有远见,也不是范加尔没有创新,而是因为荷兰足球有着它百年漫长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科学性。后来我在中超联赛中也曾运用过这种方法。”

究竟哪一种欧美的训练方式适合于中国足球?“这要看中国球员的特点。以日本为例,日本球员没有中国球员的高大身躯,没有韩国球员的凶猛力量,欧式激烈拼抢就不适合他们。于是他们选择巴西的南美技术型打法。90年代中期,日本有很多球员相继到巴西踢球,最终促使日本国家队迅速上升到亚洲前列。”吴金贵随后分析到中国队,“中国球员的特点是有速度和速率,但我们现在的球员都没有把这两项优势在球场上体现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选择的训练方法不适合中国球员的特点。我们只是一味地强调带球往前打的速度,其实速度并不仅仅是你跑动的速度,还有球员见球飞行时的思维速度,接球一刹那的反应速度,传球到位后的接应速度等等。我们在联赛中往往是高大前锋站在对方禁区前傻等队友送来头球,这种机械的前锋在欧美球场上已经没有了,连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尼都在发展脚下功夫。阿根廷球员比欧洲球员矮一截,为什么南美足球可以称雄世界?就是脚下功夫!但洋教练总是根据他们的那一套来训练中国球员,要求你打长传冲吊,因为你人高马大呀,其实这不适合中国球员,中国球员的对抗能力太弱了,天生胆子小,心理素质差。70%体能、30%技术的训练方法根本无法体现到实战中去。只有在技术的基础上,再提高体能才是方向。”

所以吴金贵时常提醒自己的队员:比赛时要见球兴奋,要主动找球,要把球从空中拿下来放到脚下玩,“球员没有球还踢什么球。前阵子我专程去看了阿森纳的训练和比赛,现在的英式足球也强调把球从空中放到脚下,都玩技术、玩控制球了,曼联、利物浦……英国足球现在最流行这个。”

在国家队待了九个月的吴金贵,认为没有科学的训练方法是中国足球的弊端之一。“我们的国家队,严格地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具体成型的技战术。我经历的国家队是:训练时候是一套方法,到比赛时却是另外一种技战术安排。这样怎么能有序提高国家队的水平呢?我在国外看到的俱乐部,都是训练为了比赛,比赛结合训练,从中找出差距和不足,继续提高、发展。途径之一,就是看比赛录像。几乎每一个球队,在比赛时会有一台专门的摄像机在最高位置拍摄全程录像,然后编入专用的电脑程序,主教练赛后很容易从电脑程序中发现问题。可惜我在国家队期间,没有看见这样的全景录像。传球速度慢,跑动速度慢,想球的速度慢,这就是惰性训练养成的坏习惯。”

此外,吴金贵认定,教练员的执教水平是直接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制约因素。“足球水平的提高,首先是教练员的水平要提高。教练有各种层次的教练,有基层足球学校的,有各级俱乐部的。这些教练员都是由足协的讲师培训出来的,讲师的足球水平直接影响着今后这些主教练的水平。在欧洲,足球讲师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受重视。遗憾的是,在中国足坛,几乎没有讲师制度。到目前为止,中国足协只是在2005年初,举办过一届职业足球教练员培训班。从报名的23人到最后削减为16人。全国有注册证书的教练员千人之多,十几年的职业联赛只有16个人受到培训,教练员的整体水平可想而知,球员的水平更无从谈起!没有科学的理论,哪来先进的实验?不能说中国的足球教练员不学习、不努力,而是中国足协没有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学习环境,没有机会啊!”

中国队成绩不好,球迷经常会指责中国足协的管理能力和体制机制。对此,吴金贵客观地指出:“每个国家的体育机制和主管部门的管理模式都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个人以为,在管理模式上应当遵循中国一句老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埃里克森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英格兰国家队主帅的位置上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英足总对他深信不疑,放权给主教练去干。但同时,主教练也要对足协负责,要拿出相应的训练计划、比赛要求、球队组建方案,方案里有详尽的球队长期计划、阶段目标,由足协监督主教练对计划的施行。这在欧美已经是例行的制度,是足协考核国家队主教练的依据,并不是一纸合同上规定小组出线就行了那么简单,这是科学!”

说到这儿,吴金贵双肩一耸,两手摊开,表情甚是复杂:“但是,在我所在的那届国家队没有那样做。说个玩笑话,当时阎世铎要求哈恩搞个训练计划给他,哈恩不会写具体的文案,结果找我帮忙,替他把完整的计划书写了交差了事。”

“我曾经在香港同克林斯曼有过交谈,他认为德国足球要发展,必须不断注入新的足球理念。在他的倡导下,德国足协对全国联赛进行了改革,德甲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球迷面前。最显著的就是整个德国足球一改以往四平八稳、亦步亦趋的德国坦克作风,几乎所有俱乐部球队都是全攻全守,坦克成了火箭。”深受德国足球熏陶的吴金贵对此相当推崇。

“中国足球从王俊生到阎世铎到谢亚龙,从米卢到哈恩到朱广沪,从曾经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到亚洲杯小组都没出线,中国足球的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吴金贵回答主要围绕“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任何行业要做好,要做大,要发展,领头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球队出了问题,首先是领导的责任,不能推卸责任。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球队成绩好的时候,负责人出来说话了。球队成绩下滑时,把责任全推到主教练身上,甚至直接埋怨队员。”

在中国足球圈内圈外,普遍认为中国足协的领导“不懂行”是中国足球迅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吴金贵却说:“外行领导内行,其实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关键是,你这个外行,是否有这个胆量来领导内行?我所谓的胆量,是特指责任感,要勇于承担责任。我所了解的欧洲国家队,球队成绩不好,首先下课的是足协主席。其次,对青少年足球的发展推动不力,也是我们足球上不去的原因之一。国少队组队时,从全国各地几千名适龄小球员中,筛选了七十多名,再从中勉强组建了一支国少队,可想而知我们的后备梯队素质。”

也许是身在圈内的核心层,看到影响中国足球发展的实质性问题太多,吴金贵特别指出“内耗”问题。“中国足球内耗太大,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团队’的意义:场上11个人是团队,整个球队是团队,官员跟主教练是团队,全国所有的球队和球员都是一个团队。是团队,就得团结。但是,我们的许多大好时光在内耗中流失了。选帅是内耗;球员内讧是内耗;球队官员同教练的矛盾是内耗,从俱乐部征集队员得不到配合也是内耗。种种的内耗,耗尽了中国足球的锐气和进取,也耗尽了国人对中国足球仅存的希望。”

“当初为了调我去国家队,南勇特地三次到上海,向申花俱乐部请求放我。我记得很清楚,2004年1月6日下午,我到海南金鑫足球训练基地报到。刚到国家队的一段时期里,哈恩把国家队的日常训练完全交给了我,包括体能训练和技战术安排。他每天会根据我写的那份计划书,同我商量每天的训练量,非常信任我。接下来在深圳、广州打了两场教学赛,都赢了。然后是驻扎在广东山水,时间比较长。我着重为队员演练了定位球的训练,特别是任意球的训练。在以后同挪威、芬兰、马其顿和匈牙利的比赛中,任意球的得分率明显上升。这些比赛,哈恩都会在技战术上同我商量。后来在亚洲杯期间,我跟他的配合已经很默契了,可以用‘非常愉快’来形容。”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家队另一外籍教练德容的到来,吴金贵跟哈恩的“蜜月”嘎然而止。“因为我在现场指挥是习惯于张扬的手势和大声的叫唤,德容又听不懂汉语,可能对我会有些误解。尤其是亚洲杯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的比赛,哈恩同我交流得比较多,跟德容就比较少,再加上个别媒体的渲染,一些新闻照片里我的姿势特别抢眼,哈恩或许是听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开始疏远了。”德容也是助理教练,他和哈恩又是亲密战友,于是哈恩逐渐和吴金贵产生分歧,最明显的就是哈恩不再让吴金贵主持日常训练了。

直接点燃吴金贵离开国家队的导火索是中国队客场打马来西亚那场比赛。“赛前我再三向哈恩提出我的看法和建议,但他不接受,甚至对我有些不理不睬。结果,比赛过程不幸被我言中:一名主力队员被红牌罚下,导致下一场对科威特时不能上场,最终我们也输了这场球。”令吴金贵不能释怀的是,在马来西亚,哈恩居然不让他坐在教练席上!“这是对中国足球的侮辱!极大地不尊重我的人格!”吴金贵伤心的是,当哈恩这么做时,现场居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句公道话!“所以,后来我坚决表示不去科威特!”吴金贵屈服于中国传统古训: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无奈地选择了主动离开国家队。

看得出,吴金贵很在意他在国家队的那段日子。所以,记者假设地问道:“给你一个机会,是否会去竞聘国家队主教练?”

他哈哈大笑起来:“我说过,这需要良好的大环境和小气候。大环境就是整个中国足球的氛围,小气候就是对主教练的使用要真正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家队是这样,俱乐部也是这样。你可以考核我,但不要具体地来指挥和评判我的指挥方法。”

“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科学管理和因材施教,中国男足到底可以在亚洲打到什么位置?”尽管在国家队的日子是好事多磨,但吴金贵依然不会放弃理想和梦想,“还是我的老话,需要时间和基础。会有变化,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否则就是变魔术了。但是,在足够的时间和良好的基础上,我认为中国男足应该在亚洲的前四名,与韩国、日本有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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