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英国名城的最幽暗一面藏在一座耗资数亿的新球场里

20轮联赛只取得三场胜利之后,带领球队位居联赛垫底的兰帕德不出意外被埃弗顿俱乐部正式解雇。

本赛季,这只英超百年俱乐部在场内场外,遭遇了各种麻烦,财务危机、管理危机、教练危机、保级危机……耗资5亿英镑修建新球场、梦想跻身英超豪门之列「太妃糖」,在「多重梦想」之下的压力,究竟该何去何从?

蒸汽巨轮曾经从这里一座座码头呼啸着冲向崭新的北美大陆,转头再启航前往黑非洲广袤的土地,在世界地图上画出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烟草、香料、马铃薯等充满异域风情的货物在这里易手,装箱发往命运的彼岸。

不管你喜不喜欢,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贸易商人们积攒下的财富,日后的利物浦也没有将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物质基础。香克利、克洛普们举起的每一座奖杯、披头士乐队每一首享誉全球的歌曲,背后都有当年波澜壮阔大航海时代的奠基。

而在利物浦发家年代的1848年兴建,作为见证过默西塞德的荣光和野望一部分的布拉姆利摩尔码头,埃弗顿将计划于2024年投用的新球场建在此地,自然有着浓浓的向城市历史致敬的意味。崭新的球场屹立在风景宜人的水边,比起现在历史悠久但破败的古迪逊公园更能抓住未来文旅产业的想象力。

不过就像「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利物浦城市辉煌过去的背后,也有难以言说的黑暗与肮脏,征服世界的足球和音乐背后有着血腥暴力的人口贸易作为助推力。据统计利物浦共有17个码头以过去的著名人物命名,其中7人与贩奴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前面提到的布拉姆利·摩尔本人则在英国议会已明文废止奴隶贸易后仍涉嫌参与贩卖奴隶。

随着近年来随着国际奴隶贸易博物馆的开张,利物浦这座城市也逐渐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曾经在历史阴暗面中承担的角色。站在码头面向出海口的埃弗顿,在眺望未来的同时也不得不背负起这座城市的过去。而还有谁比布拉姆利·摩尔的家族后人更有资格来调查、梳理,讲述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呢?

玛丽安·金洛奇是披头士乐队粉丝,当她1970年从加拿大访问利物浦时,她最想去的地方是马修街打卡圣地「洞穴俱乐部」。除此之外,她本人也与这座城市有家庭血脉上的联系——一百三十年前,她的曾曾祖父约翰·布拉姆利·摩尔曾是利物浦政坛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

作为港口公董局长,老约翰·布拉姆利·摩尔主持着利物浦的码头向北延伸,这一政绩确保了利物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全球性港口枢纽地位,也让他成功当选市长。

因此在玛丽安旅行期间,处处能看到她祖先的踪迹,包括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海军上将纳尔逊、惠灵顿公爵和布拉姆利·摩尔的名字。「我当时心想,曾曾祖父竟然能和这种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

当看到马路对面的布拉姆利·摩尔酒吧时,玛丽安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自豪地向当地人透露,这个古老的酒吧是以她远房亲戚的名字命名。

玛丽安是个足球迷,曾因尼克霍恩比的《极度狂热》对阿森纳产生兴趣。当玛丽安听说埃弗顿新球场将搬到以她祖先命名的码头时,她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并为此激动不已,她也想过是否会得到俱乐部的邀请参观新球场,甚至观看一场比赛。

在那次旅行中,一位堂兄给了她一本可以追溯到1831年的日记,它属于约翰的兄弟约瑟夫·布拉姆利·摩尔。日记里约瑟夫将约翰描述为一个仁慈的小伙子,并且记录布拉姆利·摩尔家族代代相传的那个故事:约翰如何说服了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丈夫),在利物浦建造一个比阿尔伯头更著名的码头,最终这个新码头以约翰的姓氏命名,至今仍作为旅游胜地蓬勃发展。

至于约瑟夫日记中隐约提到奴隶的段落,则没有完全引起玛丽安的足够注意。此前她曾在互联网上查看过有关约翰在1850年代某个时候试图成为议员时候的事情。当时有人指责约翰是奴隶主,但他否认了这一点。玛丽安顺嘴向她女儿弗朗西斯提到了这一发现,她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家族的纹章上有两张黑脸,自问「这里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吗?」

这些想法在她脑海中一直没有停留太深,直到她在网上读到由杜伦大学历史学家乔·穆尔亨博士撰写的博客文章,其中详细描述了约翰是如何从奴隶主生意中获利的。尤其在英国法律禁止贩奴贸易很久之后约翰仍然继续经营。玛丽安觉得「这就像读一本恐怖书,而且情节越来越糟了」。第二天早上,她给姐姐海伦打电话宣布了这一「坏消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玛丽安努力回想了很多关于她家庭的往事,在推测家里长辈是否知道约翰的事迹并且努力掩盖。「我总觉得我妈妈很可疑,她把约翰的职业生涯描绘的很干净,把他描述为一个慈善家和虔诚的基督徒。」

穆尔亨在2021年发表的这篇博客文章让人们开始了解约翰·布拉姆利·摩尔在巴西的生活。穆尔亨在约瑟夫日记的副本发现了一些段落表明,约翰曾将一名逃亡的奴隶追至附近的城镇并重新抓回来。

穆尔亨的文章引发了埃弗顿球迷群聊、社交媒体和留言板上的大量讨论。人们倾向于认为,俱乐部需要以某种方式直面新球场所在地址背后的沉重历史。从古迪逊公园搬到新球场距离现在还有两年时间,但埃弗顿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地方当局就如何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合作。

利物浦作为一座城市,也在面对自己的过去,城里17个以名人命名的码头中,有7个名字与奴隶贸易有关,换句话说利物浦就是在一小部分黑心商人压榨奴隶血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长久以来官方一直在回避这个冷酷的事实,直到2007年国际奴隶制博物馆在利物浦开幕,人们才才第一次有机会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

从那时起,许多以奴隶主和商人命名的街道都被加上了附有详细说明的牌匾,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关于一首披头士乐队的著名歌曲Penny Lane。目前人们认为这条小巷是以利物浦商人詹姆斯·彭尼(James Penny)的名字命名的,而彭尼对奴隶贸易的商业利益非常执着,以至于他在英国议会中冒着巨大反对声浪也要站出来支持继续奴隶贸易。

奴隶制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在当时那个年代被习以为常。废奴运动历史表明,当时许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感震惊,推动英国法律在1833年完全禁止贩奴。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约翰继续从这门生意中获利。「在任何历史背景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都是站不住脚的」玛丽安坚持说道, 「我很害怕我会情不自禁地作出尴尬蹩脚的尝试来为约翰的所作所为辩解,但当我读到穆尔亨的文章时我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1840年代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主持下对码头进行扩建,利物浦也许不会发展成为全球性海运枢纽。也许没有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埃弗顿、利物浦两家伟大的足球俱乐部也不会在这之后成立。

这触及了利物浦灵魂中最幽暗的一面,没有像布拉姆利·摩尔这样的野心家,它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虽然它不能也不应该以任何自豪的方式表彰约翰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但它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

要记住,布拉姆利·摩尔们始终是为自己考虑的。正如他在1828年决定前往巴西时并没有考虑利物浦的需要一样,20年后启动向北推进码头的工程也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充实自己的腰包,并将他送入政治生涯的巅峰。在就任市长期间,他为利物浦人民的福祉几乎没做什么贡献。

像约翰这样的年轻人孤身闯荡巴西,为何能够很快赚到很多钱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在拿破仑入侵葡萄牙时,该国王室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下越过大西洋逃往殖民地巴西。因为有着保护国的地位,英国政府积极参与巴西争取从葡萄牙手中获得自由的过程,使得英国被称历史学家为「巴立的助产士」。

最初葡萄牙人同意开放巴西港口进行对外贸易,于是从1808年开始大量英国商人涌入,其中许多来自利物浦。在约翰抵达巴西时,英国的纺织品等行业从葡萄牙手中刚获得优惠的贸易关税开放条件,虽然这意味着英国被允许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的条件向巴西进口纺织品等商品,但英国也因此也不得不承诺打击奴隶贸易。

不过政府的打击并不能斩草除根,只是让当时全球奴隶贸易最兴盛的巴西在从事这些勾当时更费周折而已。一些巴西内陆腹地的商人将从英国进口的货物重新出口一遍以换取奴隶。

与此同时,英国商人虽然难以直接从事贩奴业务,但他们仍然想尽办法活跃在这条产业链的上游赚大钱。比如一些英国公司专门从事供应,这些后来不仅用于奴隶贸易,而且还用于巴西国内的多场战争。虽然在1830年时英巴条约就把奴隶制定为非法,但直到1839年,约翰和他的同伴还在公开支持葡萄牙贵族平托·达·丰塞卡,后者甚至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二大奴隶进口商。

由于英国法律并没有直接禁止巴西人贩奴,有实力的英国商人就为巴西奴隶贩子们提供船只租赁和金融信贷支持。比如约翰和另一名商人拥有一艘名为圭亚那的船只,从利物浦航行到巴西,然后被当地著名的奴隶贩子租用。这艘船在将烟草和酒精运送到非洲的路上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

穆尔亨表示:「这是英国海军在大西洋航线上拦截贩奴等海盗行为的一次重大收获,说明约翰从中获得的回报一定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说布拉姆利·摩尔家族与奴隶贸易之间有着最可证明、最直接的联系。其他英国商人可能也有类似的联系,但他们的船只没有被俘。」

穆尔亨坚信约翰非常接近巴西奴隶制的核心地带。尽管他的兄弟约瑟夫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善良而宽厚的奴隶主人」,但约翰对逃亡奴隶的追逃等行为表明他不是。

尽管约翰的丑闻已经出现在英国议会文件中,但这并未影响布拉姆利·摩尔的崛起:两年内他被任命为市议员,并成为利物浦市长。利用职权之便他大力扩建码头,让像他这样的商人可以拥有更大的船只、运送更多的货物。约翰的商业成功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让他的后代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地开枝散叶。

约翰本来的姓氏只是叫摩尔,在他已经成为大富豪的1840年代,他为了在海外商业往来中显得「更有英国贵族范儿」改成了布拉姆利·摩尔的复姓格式。由于约翰的巨大财富并没有传承过三代就泯然众人,这个一度显赫的姓氏也在英国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直到学者最近的一次恍然大悟,才让这位19世纪的风云人物重见天日。

在利物浦市中心以南的圣迈克尔教堂墓地后院有一个土堆,下面埋着一块混凝土板,上面刻着约翰·摩尔的名字。但教会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约翰并不是登记在册的教区信众,这也让约翰后人重新审视他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虔心信教。

历史学家瓦莱丽·杰克逊曾在2010年对修缮过的教堂墓地进行了一次调查,尽管常年的风霜破坏让铭文变得更加难读,但记录证实了这位约翰被埋葬在316、317或318号墓碑位中的一个,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也在约翰身旁的位置安息。

然而直到最近,当一位当地历史学家撰写关于埃弗顿的文章时,这个名字的意义才突然被人领悟。瓦莱丽·杰克逊和那位同行约在利物浦的圣公会大教堂见面「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哦天哪,我们的墓地里躺着约翰·布拉姆利·摩尔。」

有一段时间,圣迈克尔教堂是利物浦富裕家庭的首选安息之地。它建于1815年,由十几个出资人资助,这些出资人都有相似的商业背景,并且在码头贸易中发财后都被吸引到艾格伯斯等富裕的郊区。在约翰死后,他的儿子亚瑟继续为教堂捐了一大笔钱,购置了新的管风琴。

引发人们激烈讨论的一点是:约翰·摩尔在1835年回到英国后不久就购买了这片墓地。他在1840年代改姓氏,1886年才去世。那为何在墓碑上的姓氏还是几十年前的单姓摩尔?这仅仅是简单的文书错误,因为他忘记更新在教会的登记信息吗?亦或许这是他的「金蝉脱壳」之术,试图引导人们不再关注他的过去,让他在死后能获得安宁?

在富商云集的艾格伯斯郊区以北,过去300年中托克斯特斯地区形成过一个庞大的黑人社区,公园路将该地区一分为二,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地方,而格兰比三角地区的种族更加多样化,由于其邮政编码在当地也被称为L8。

住在L8的居民中很少有人(甚至可能一个也没有)是奴隶的后裔。曾经有一些奴隶抵达利物浦的记录,但利物浦的黑人人口绝大多数是自主选择来到这里的。特别是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说服德比郡伯爵出售几英里的海岸线供其扩建港口后,利物浦的人口流入迅速增长。

但由于此前任何展示利物浦历史的博物馆中都没有提及约翰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利物浦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甚至黑人社区中一些最有学识的领导人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事实上,L8曾是一些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种族骚乱的发生地。1981年夏天,当保守党部长迈克尔·赫塞尔廷试图平息当地抗议时,如今L8地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乔·法拉格就在房间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房间是王子路一座巨大豪宅的地下室,该豪宅曾经属于利物浦的一位贸易商人。

法拉格的父亲从靠近苏丹边境的一个埃及沙漠村庄来到利物浦,而他母亲在兰开斯特郡的家族是新教徒,最早来自爱尔兰。法拉格认为,1981年发生的事既是种族骚乱,也是经济骚乱。码头经济倒塌后,利物浦的失业率接近最高点,黑人社区也受到警察的暴行影响,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法拉格的「避难所」是古迪逊公园,尽管它对黑人来说也从来没有那么安全。他之所以成为埃弗顿人,是因为他的祖父拉姆齐过去每周六下午都会在广播中收听赛马。当他在广播中听到埃弗顿赢得联赛冠军时,法拉格就想看看古迪逊是什么样的。

每当他访问埃弗顿所在的沃尔顿区时,他是非常显眼的少数派。毕竟这是利物浦的一个传统悠久的白人工人阶级地区,种族主义不仅针对对手球员,就连埃弗顿的第一位黑人球员克里夫▪马歇尔也深受其害。但无论如何法拉格坚持了下来,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直到今天仍然和他们一起看球。

在1980年代后期一部关于足球种族主义的纪录片播出后,法拉格收到了俱乐部老板约翰·摩尔斯(与摩尔无亲属关系)的来信,承诺在俱乐部层面做出改变。法拉格向摩尔斯建议,他在利物浦的生意应该尝试雇用更多的黑人。

在此前英超埃弗顿与曼联的比赛之前,主场看台缓缓展开一副庆祝俱乐部六名最著名黑人球员的横幅。法拉格承认,在40年前这样的姿态是不可想象的。图片来源:Offside

法拉格相信埃弗顿明白传承伴随着责任,他也赞同俱乐部的立场,认为抹掉布拉姆利·摩尔码头原来的名字,将对未来的历史教育产生反作用。

事实上,法拉格在听到在码头修建博物馆的潜在提案时感到备受鼓舞,计划中博物馆的一个区域会详细介绍码头的完整发展历程,还有一条「遗址小径」将体育场与城市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并且保留与奴隶制历史相关联的印记。

「重要的是要保留这里的原始名称并附上准确的历史,」法拉格说道,「试图隐瞒或者篡改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因为如果人们不学习历史,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目前埃弗顿在品牌推广方面比以往更加谨慎,俱乐部现在将新球场称为埃弗顿体育场,并在8月通过官方社交平台使用这个名称作为发布新球场进度的账号名字。法拉格认为,新球场没有赞助商或长期名称的时间越长,布拉姆利·摩尔就越有可能在球迷口中成为这个球场的代名词。

种族主义现在在默西塞德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不像以前一样在足球场看台上公开大规模爆发。当年约翰▪巴恩斯成为利物浦俱乐部签下的第一个黑人球员时,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在Kop看台的墙上留下了警告。当他在古迪逊公园踢球时还踩到了从人群中扔出的一根香蕉。

上赛季两名布伦特福德球员表示,他们在古迪逊公园遭到种族歧视。埃弗顿官方账号在回应客队黑人前锋伊万·托尼的帖子时写道:「在足球场或社会中都没有种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我们正在协助默西塞德郡警方以确保识别并妥善处理此人。」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埃弗顿女球迷因对伯恩利的德怀特▪麦克尼尔使用种族主义语言而被暂停季票,并被禁止进入足球场三年,后者后来转会成为埃弗顿球员。

法拉格说,虽然许多公众对黑人的态度变得更加进步,但上面这些例子表明英国足球仍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考虑到埃弗顿的悠久历史和新球场庞大规模带来的媒体关注,埃弗顿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领导利物浦的种族问题大讨论。

在现实的商业和社会环境下,要开这个先例并不容易。埃弗顿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曾详细介绍了这个拥有5.2万个座位的新主场将如何「向过去致敬」。这篇文章通篇在讲球场所在码头原址的历史遗产,但却没有提到布拉姆利·摩尔与奴隶制的联系。

不过这并不只是埃弗顿官方在避重就轻,从历史上看要想正面揭露奴隶贸易的黑暗面绝非易事。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86岁去世时,利物浦信使报将其描述为「与贸易港口早期发展有关的那些老利物浦商人之一」,但完全没有提到他在巴西的任何活动。同样在2018年利物浦回声报也没有提及他与奴隶贸易的联系,只是聚焦于他1400万英镑的庞大个人财富。

甚至早在1901年,成为一个有头有脸人物的约翰,在《国家传记词典》中拥有一个个人条目的时候,而该词典也只是他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到巴西从事贸易的年轻人」。

「这种描述似乎无伤大雅、人畜无害,除非当你知道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上,巴西接收的非洲裔奴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历史学者穆尔亨说道。

直到1888年巴西才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彼时世界上超过45%的奴隶已经登陆该国。在约翰搬到利物浦很久之后,他们继续在巴西这片土地上劳作。而约翰则摇身一变成为巴西最大的咖啡出口商之一,终究还是通过他人的血汗和苦难发展出另一个全球性产业。

利物浦当地的批评杂志《豪猪》曾经研究表明,多年来约翰担任公职期间「对当地事务的关注非常懈怠。」利物浦议事厅的目击者称,约翰神情自满,宁愿与朋友们懒散地聊聊生意和八卦,而不是关注正在讨论的公共事务。况且他经常离开自己的岗位,不为选民提供任何服务。当地媒体曾评论说,一个正值壮年的人不能指望被允许保留他没有好好利用的荣誉和职位。布拉姆利·摩尔先生无论是通过工作、议会辩论还是投票都没有为利物浦大众做任何事情。

对约翰来说,他唯一投入精力维护的公职可能是利物浦巴西商会的主席了,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施加影响,减少糖和咖啡的关税,而这两者都是他的主要进口生意。和里根时代经济学观念不同,约翰这样显赫一时的商人积累的天量财富并没有转化为利物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几乎没有自上而下财富溢出的“涓滴效应”,也没有公益性的私人投资。当一个有钱人表现出慈善意图时,只是因为建造学校或医院会让他们接触到有影响力的主教或伯爵。

《豪猪》杂志声称,这个贸易商群体应该做些有益于大众的伟大事业,利物浦本该成为一个壮丽的地方。然而他们什么都没做,城市始终丑陋、不宜居、无足轻重。

码头是利物浦人唯一可以真正引以为豪的东西。然而从19世纪到现在,即使它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港口,同时它也是最贫困的港口之一,只为最富有的少数人提供服务。

埃弗顿这样一家「人民的俱乐部」,要在一两百年前举世瞩目的码头旧址上建立一座新球场,也许正是利物浦这座城市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绝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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