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世纪罗马人征服不列颠以后曾按距离罗马的远近，将不列颠划分为上不列颠省和下不列颠省，伦敦是上不列颠省的中心，而北方的约克则是下不列颠省的重镇，当时的罗马基督教在两座城市都分别设有主教，314年的阿尔宗教会议就曾有伦敦、约克和林肯的不列颠主教出席。
当罗马的军事力量在不列颠崩塌之后，信仰则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罗马军队的撤离一度让伦敦变为荒城，此时留在城里生活的大概就只有信仰坚定的基督徒了。公元596年，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派奥古斯丁率领56名教士再次前往不列颠传教，意图在不列颠重振基督教，再次向岛上的“野蛮人”播撒基督的福音。
奥古斯丁成功说服了肯特国王埃塞尔伯特皈依基督教，同时埃塞尔伯特的侄子，埃塞克斯国王塞伯特也接受了基督的福音。在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最初的计划中伦敦和约克将会分别作为不列颠南北的两个宗教中心。
601年格里高利在给不列颠大主教奥古斯丁的一封信中提到“我授权您使用这件披肩，目的是使您能够任命受您管辖的十二位主教，每地一人，但是，伦敦的主教将来总是必须由他自己的会议祝圣，并从神圣的罗马教会中获得一件荣耀的披肩一一由天主授权，我现在正在为其服务。”
可见，当时伦敦在不列颠教会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备受罗马教皇重视。但同时为了有意平衡各主教城市的权限，格里高利特意叮嘱奧古斯丁向约克也派遣一位主教以便在奥古斯丁死后约克不至于受制于伦敦，“但是将来伦敦城和约克城的主教之间有如下一点不同：他们中谁较早被授以主教职，谁的职权就大”。
最终，在埃塞克斯国王塞伯特的协调下，奥古斯丁在伦敦设立主教，而将大主教区设在坎特伯雷。604年，格里高利任命梅利图斯为第一任伦敦主教，并着手在伦敦修建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成为基督教在不列颠的重要基地。
伦敦城内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建筑是位于路德盖特附近的圣保罗大教堂，7－8世纪从路德门向西沿着舰队街和斯特兰德，向北到霍尔本的这片区域形成了一个商业定居点伦登维奇，959年在霍尔本的南侧建立了一个木制教堂：圣安德鲁霍尔本教堂。
由于伦敦是麦西亚王国通往欧洲大陆的门户，麦西亚国王奥法对其十分重视，奥法的宫殿就位于伦敦城墙内圣阿尔班教堂附近。奥法对伦敦如此重视，或许他想要把坎特伯雷大主教转移到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就像教皇格利高里最初希望的那样。
尽管麦西亚人控制了肯特王国之后，这一想法丧失了其必要性，但是这确实表明，伦敦在8世纪就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全国性的宗教中心。
阿尔弗雷德国王于886年收回伦敦并加以重建的时候，他的身边就有很多著名的教会人士，在城市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阿尔弗雷德也将土地授予了部分教会领主，这些领主往往都会有一个私人教堂，其教产后来可能属于一个大领主或地租所有者。
10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之间，伦敦的教堂成倍的增加，其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大地产上的私人小教堂，教区教堂和特定群体兴建的教堂。私人占有的教堂是大多数，这一点同当时法国、德国的教堂类似。
教区教堂最常见的形式是作为豪华住宅的附属物，这类教堂的选址多是远离主要街道，相比之下，其他教堂则是占据了城市中更显眼的位置，例如位于街道中央或者街拐角。教区教堂在诺曼征服前的其他城镇也有发现。
第三种起源方式是与特定的社会团体有关的教堂，在中世纪，教堂也是吸引交通和世俗建筑的重要因素，教堂的周围往往交通便利，人员密集，泰晤士河沿岸的教堂说明了在10－11世纪这片地区是城市活动的重心继阿尔弗雷德之后下一个对伦敦的宗教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克努特国王和其继任者忏悔者爱德华。
克努特信仰基督教，到他去世时伦敦的教堂数量己经达到25座，其中有八座是为了纪念挪威国王奥拉夫所建，一座以奥拉夫的儿字“殉道者”马格努斯的名字命名。在萨瑟克的图利大街的名字也与圣奥拉夫教堂有关。圣克莱蒙教堂可能对丹麦的军队和贸易商人开放，透过教堂的名字我们大致可以窥探这一时期的城市风貌。
1035年克努特国王去世后，“忏悔者”爱德华继位，由于爱德华从小是在诺曼底的修道院长大，所以他对英格兰文化并不感兴趣，也不居住在伦敦，而是在伦登维奇的索尼岛上的本笃会修道院里起居、斋戒、祈祷，并将修道院扩建成后来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座教堂与城内的圣保罗教堂同为伦敦的宗教象征。
贸易曾一度是伦敦存在的基础。自罗马时代伦敦就是罗马人在不列颠重要的贸易港口。泰晤士河岸精心建造的定居点，四通八达的道路网，与道路相接的伦敦桥，既可以通向资源丰富的不列颠腹地，又能连接通往北欧市场的航道，这些赋予了伦敦作为一个商业场所的持续生产力。
塔西佗在《编年史》中曾说，“这个地方虽然不是作为罗马的移民地而出名，却依旧是一个繁盛的中心，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商人和店铺都集中在那里。”
罗马人离开后，伦敦的贸易一度被搁置，直到公元700年，这里再次成为一个商业中心，参与到不断增长的内陆和海外贸易交流中。虽然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一直处在王国的边疆，但仍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比德在730年写到，‘‘伦敦是‘许多人的集市’，它是英国商人和海外船只的贸易中心，早在罗马时代它就占据了位于北海、英吉利海峡和泰晤士河之间的西北欧交通系统的核心地位。尽管在随后的盎格鲁征服过程中，这里的贸易已有所减少和中断，但是在7－8世纪，它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之一，拥有一定的威望和权力。”
在7—9世纪的两百年间，伦敦处在麦西亚王国的控制之下，随着奥法国王对伦敦统治地加强，商业和贸易逐渐发展，铸币厂、市场和新的商业定居点初具规模。从麦西亚首都塔姆沃思到高度商业化的东部地区再到沟通欧洲大陆的商业网络，伦敦在其中占据了关键位置。
和平保障了伦敦的繁荣，同时，国王、教会和贵族的需求毫无疑问刺激了伦敦的商业贸易发展。在海外贸易的商品中有葡萄酒、陶器、玻璃甚至是丝绸和香料，这些供给明显是为了满足皇家和教会的需要。
不仅如此，伦敦主教和伍斯特主教的船只在经过伦敦时可以免交通行费，法兰克人的圣丹尼斯修道院在此处有一处贸易据点。但是此时由罗马城墙所划分出来的城市内部地区依旧人烟稀少，城市遭到破坏所产生的废墟阻塞了从桥上进入城市的通道，使得它的商业价值大打折扣。
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在城墙西面开辟了一个商业定居点，名为伦登维奇，主要的人口和贸易活动都集中于此，此处占地150英亩，巅峰时期可容纳5000－10000人口。伦敦处在几个王国交界的边缘，又位于泰晤士河的入海口，对于麦西亚国王奥法来说，伦敦正好是他所需的对外交流的窗口，进可以连接欧洲大陆，退可以沟通王国腹地，其便利的区位导致人口不断涌入伦敦，这个曾经在罗马人离开后一蹶不振的老城再次人声鼎沸。
从800年开始，伦敦的贸易需求有所萎缩，先前的贸易定居点逐渐缩小，城外还修建了一条防御性的沟渠，这一切都是北欧的维京人入侵带来的影响。
从830年开始，维京人的侵扰越来越频繁，据《编年史》记载，842年伦敦发生了大屠杀；851年，维京人率350艘船开进泰晤士河口，猛攻伦敦和坎特伯雷。最终，维京人的一支一一丹麦人占领了伦敦。丹麦人的入侵破坏了伦敦的贸易，但同时也为夹在威塞克斯、麦西亚和丹麦人之间的伦敦带来了新的可能。
公元886年，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将丹麦人赶到东盎格利亚和诺森布里亚，重新夺取了伦敦，这既是对外敌的胜利，也是对邻国麦西亚的胜利，更是伦敦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为防范近在咫尺的丹麦人，阿尔弗雷德重修了古罗马时期的伦敦城墙，并按照撒克逊城镇的标准重新规划建设，铺设了城市的街道。
与罗马一不列颠时期的街道不同，阿尔弗雷德规划下的伦敦街道更像是在城市习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除了延续罗马街道风格和结构的齐普赛街和恩典堂街以外，其他的无论是街道还是小巷都像是被“塞进”城市地块中，为城市生活提供了便利。
而在靠近伦敦桥的街道则是为来自河口和海外的船只服务。在阿尔弗雷德的重建与治理下，先前名为伦敦维奇的贸易定居点被放弃，城墙内的生活再次成为城市的焦点。另一项证明伦敦在这一时期发生贸易复兴的证据则是铸币的使用。
英格兰货币使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肯特王国时期。位于东部的肯特王国长期控制着通往法兰克地区的港口，肯特在与法兰克人保持经济联系的同时亦受到法兰克人使用货币的影响。而在奥法国王统治时期，才是英格兰独立铸币的开始，伦敦正是当时主要的铸币地点。
从9世纪末开始，经过维京人的占领和阿尔弗雷德的建设，伦敦的铸币数量不断增多，到了10世纪中期，伦敦己经是英格兰最大的铸币中心。后世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刻有铸造者名字的硬币，证实了伦敦铸币数量最多，甚至多于林肯和约克铸币数量的总和。铸币的使用表明了中世纪早期伦敦货帀经济的发展，这些铸币以“丹麦金”或者海外贸易的方式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加强了英国与北欧的经济联系。
到了10世纪，麦西亚和威塞克斯之间的区别很快就消失了，918年麦西亚和韦塞克斯合并。从那时起伦敦不再是一个麦西亚城市，而是变成了一个英国城市，更是一个致力于旅行和贸易的国际化都市。
历经动荡之后的伦敦重新归于平静，不但恢复了与欧洲大陆的贸易，而且在贸易功能上更加细分。从诺曼底、佛兰德斯、日耳曼和波罗的海港口发出的特定货物视其属性分别由不同的码头负责承接。
在克努特于1016年占领伦敦后，伦敦的地位已经隐隐超过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统治中心温彻斯特。伦敦给克努特提供军事资金，作为回报，克努特借助维京人的贸易联系帮助伦敦建立了更广阔的贸易网络。
维京时代的伦敦展现出成为全国贸易中心的潜力，尽管自身制造业并不突出，却汇集了来自英格兰各地和海外的各式商品。11世纪和12世纪，伦敦的奢侈品贸易和日常贸易愈发繁荣，向北可到达北海和波罗的海乃至今天的俄罗斯，向南则可至基辅、黑海和拜占庭一带，频繁的贸易往来为中世纪中晚期伦敦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伦敦在7世纪重新成为人口和商业中心，也从这时起，伦敦的事务幵始由王室官员管理，他们维持和平，收取贸易税，管理街道、市场等公共空间，并且满足君主的物质需求。根据7世纪的记录，这些活动由国王任命的“王之司法官”负责，他们管理着城外有数千居民的大型商业定居点。
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国王在此基础上调整了城市管理人员的安排，日常事务由王之城镇治安官管理。但是，由于伦敦的重要地位和面临的复杂且不稳定的形势，11－12世纪该地区也安排有一位当地的官员同国王共同管理，这类职务一般是由跟国王关系密切的当地军事贵族担任。
除世俗官员外，伦敦主教亦可以作为国王在伦敦的代表在城市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早期伦敦政府的另一个特点是建立了一个管辖范围超过伦敦市的领土管理机构。
10世纪，在埃塞尔斯坦国王的统治下，伦敦有一个和平行会，属于伦敦主教和王室官员管理，但其管辖的范围却超越了主教辖区。并且12世纪上半叶，伦敦治安官还负责相邻郡县的管理。所有这一切表明了伦敦对周边地区独特的政治影响，以及从一开始王室就打算控制住伦敦的战略考量。
这时的伦敦还并不是英格兰的政治中心，国王仍旧常驻温彻斯特，但是在克努特和忏悔者爱德华时期，伦敦的政治地位逐渐抬升，其一大表现就是国王与伦敦的距离越来越近，并且开始在宗教建筑上面附加王权色彩，所以这一时期伦敦的王权建筑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建筑是重合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位于伦敦城西的威斯敏斯特建筑群。
威斯敏斯特最初只是伦敦城西一块名叫索尼岛地区的本笃会修道院，克努特国王的儿子哈迪克努特就埋葬于此，因此这座修道院也开始具有了皇家陵墓的性质。爱德华即位后在修道院基础上进行了扩建，不仅修建了一座罗马风格的大教堂，还在教堂和修道院东侧建造了一座宫殿。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总长度超过320英尺，拥有三座后殿和两座尖塔，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建筑。伹是就在大教堂完工不久，爱德华去世并葬在了该地。
在威廉登录英格兰之前，哈罗德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即位，成为第一个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的英格兰国王。尽管哈罗德的王冠并没有戴稳就兵败身死，但是他的这一举动无疑给大教堂印上了王权的烙印，自此大教堂与王权合法性、与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
在他之后登上王位的威廉一世同样选择在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此举意在表明其王位继承的正当性，同时也是为了安抚英格兰人民的情绪，进而巩固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不管是迫于无奈的选择，还是对教堂的主动接近，威廉一世的加冕行为彻底决定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王权象征地位。
不仅如此，其子威廉二世还对这一建筑群进行了扩建，在爱德华建造的宫殿的旁边新修了一座大厅以用作宫殿的延伸，而这座威斯敏斯特大厅既是国王加冕的仪式场所，又是日后国家议会召开的场地，王权与行政权在这座建筑上合二为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