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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司令被当场炸死!刚从土耳其学成归来被俄战术导弹一波带走

12月15日,据中东媒体最新消息显示,在俄罗斯和政府军联手攻势下,叙利亚内战正向着有利于巴沙尔政坛的方向发展,这为结束内战带来了希望。近日,俄罗斯军方再度对盘踞在伊德利普地区的叙利亚叛军展开大规模攻击,最终炸死了十多名敌对分子,其中就包括了3名从土耳其受训毕业的高级军官。在不少网友看来,俄军对叛军再次发泄怒火,将进一步加速叙利亚国土解放的进程。

自2011年内战爆发后,中东小国叙利亚在内外各方势力的介入下彻底陷入战火纷飞的混乱状态,成为又一个深受西方势力祸害的典型代表。战争初期,美国和土耳其等国以各种理由迅速介入叙利亚内战,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其中,美国通过特别拨款等方式直接声援“叙利亚民主军”等武装,而土耳其则以打击库尔德武装为由直接出兵叙利亚北部。在美土及其叛军的攻势下,叙利亚当局统治权变得岌岌可危,面临垮台的危局。

2015年,巴沙尔政权终于迎来了俄罗斯这个强力外援,这成为改变内战走向的重要转折点。此后,俄军大规模进驻赫梅明姆等基地,并带来了诸如防空系统等大量先进武器装备。为解除当局的威胁,俄军同叙利亚政府军密切配合,向极端分子和叛军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强大攻势。直到去年3月,俄叙联合行动终于取得决定性战果:解放了霍姆斯等多处重镇,并迫使土耳其签下停火协议等。

随着战场局势的根本转变,俄军在稳固后方基地的同时开始实施新阶段攻击行动,那就是对盘踞在伊德利普地区的叛军进行重点清剿。比如在去年10月,驻叙俄军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对阿勒颇省的叛军进行集中攻击,炸毁了众多油库等设施。再比如今年7月,俄空军对伊德利普地区进行地毯式轰炸,以报复叛军对平民区的袭击。而在近日,俄军再度卷土重来,将目标又一次锁定在了上述地区,给叛军以重挫。

当地时间本月13日夜,俄军对伊德利普地区的叛军据点展开了空袭行动,期间数枚伊斯坎德尔导弹瞬间飞向叛军基地,炸死了十多名极端分子,并摧毁了数辆反坦克导弹和弹药库等设施,取得了显著攻击实效。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死亡者名单中,包括了3名刚从土耳其受训而来的高级军官,对于叛军而言可谓巨大损失。对此,叛军发言人予以严厉指责,声称将寻找机会报复。有分析人士指出,俄军之所以突然发起攻势可能与土耳其最新军事动向密切相关,据悉后者正在策划对叙利亚军方阵地的攻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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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法国6倍于敌军兵力却以百倍伤亡退出战场被视为耻辱

二战爆发以后,德国向波兰宣战,当时英国和法国作为波兰的联盟国,被迫也向德国宣战,原本英法两国认为德国占领波兰后,会去攻打苏联,最后德国拿下波兰,将主力瞄向了西欧,当时号称欧洲第一强国的法国,仅仅坚持了40天不到,就向德国投降了,由于法国在二战中表现不太好,因此在开罗会议被挤出了四大巨头。

二战法国是投降最早的一个国家,当时世界很多国家非常的震惊,波兰虽然军事力量弱于德国,但也是经过惨烈的战斗以后,才被德国征服。法国的投降成为了当时二战中的一个笑柄。不仅仅如此,如果说二战是因为德国的军队太强大,法国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民,委曲求全选择投降。那么在法国的历史上发生的阿金库尔战役,简称库尔战役。就是法国真正的耻辱

库尔战役,发生在1415年,交战双方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当时还没有热武器,跟中国古代一样,都是使用冷兵器交战。

英国和法国,在历史上应该是百年的世仇,两国交战从1337年到1453年,整整延续了116年,应该说是世界历史上交战时间最长的,在频繁的战斗中法国和英格兰也研究出了很多不同的战法,而库尔战役就是英法百年交战中,英国以少胜多最辉煌的战役,对于法国来说,是英法百年交战中最耻辱的一战。

库尔战役,发生时间在1415年10月25日,战争爆发地点是在法国阿金库尔。两军统帅分别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法国这边的实际统帅是法国皇室总管阿布莱特和法国陆军大元帅布锡考特。

英国的总兵力5900人,其中有900位骑士,剩下的5000全都是弓箭手。

法国这边的总兵力,36000人,7000多弓箭手,剩下的基本上是贵族和步兵骑兵。力量悬殊在1:6的情况下,这场战争最后以英国胜利。战争最后的结果是英军伤亡平均人数在150人左右。法国的平均伤亡人数在15000人左右,这其中有5000人是法国的贵族。伤亡人数整整是一百倍。

很多人可能会疑问,都是冷兵器交战,为什么伤亡人数会如此之大,其实,这里面还得感谢老天爷帮助了英国。

英国在1415年8月开始围攻哈福娄港,法国军队守城顽强抵抗,英军始终无法攻克城池,无奈之下,亨利五世率领英军退守前往英国在法国北部唯一的根据地加莱港。

法国这个时候集结自己的军队,开始进行对英军的反攻,当时英军驻扎的地方两旁都有灌木丛,前方是一片麦田,两军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开始进行进攻,法国军队的策略是,从两翼包围,从正面击溃,但是英军的两翼都是灌木丛,基本上是无法进行包围攻击的,本身就是一道天然屏障。

在正面,树林两侧英军都设下木桩,防御法军骑兵进攻,并且还将麦田的土地在此之前用马塔软,形成了一个大泥塘,经过一晚上的霜冻,表面上看起来可以行走,但是千军万马踏过的话,就会再一次形成泥潭,而且当时由于麦田的泥土比较松软,所以打的桩,有些木桩被麦田给淹没了。比较不幸的是法军第一波的攻击,由于指挥官没有看到木桩被拦截,来了一个狗啃泥。被随后上来的英军给杀了,指挥官被杀,顿时军队大乱。

而法军又前仆后继的向前进军,前面的军队深陷泥潭,后面继续扑上来,让军队更加的混乱,在在两军交战时,法军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场面一片混乱。很多法国士兵,在英军扑上来的那一刻,选择了逃跑。使得整场战争,出现一面倒的现象,法军也再无力量组织进行第二次防御和攻击,最后才出现伤亡比例如此之大的基数。一场战役,更多的是双方统帅的策略问题,加上一点点运气。这场战役也被法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耻辱的一战。

再见!正式告别!31岁老将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曾获国内足球先生

时光匆匆而过,仿佛昨天,我们还沉浸在世界杯开幕式的精彩宏大,还在卡塔尔与厄瓜多尔的揭幕战中寻找乐趣,转眼之间,卡塔尔世界杯已经进行了12个比赛日,全部的三轮、64场小组赛也在逐渐接近尾声

在E组和F组的最后一轮小组赛结束后,最终的组内排名也尘埃落定。死亡之组E组中日本队创造奇迹,3场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十六强,西班牙队与德国队同积4分,前者凭借净胜球优势晋级;F组则是摩洛哥和克罗地亚携手晋级,“欧洲红魔”比利时小组第三出局

毫无疑问,可能在开赛前没人会想到,德国和比利时两队居然止步小组赛,其实这看似预料之外的事件,也属于情理之中。德国队目前青黄不接,正处于低谷阶段,而战术打法层面上的迷失让他们举步维艰,首战不敌日本更是让球队直接丧失了最后的主动权。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正走向谢幕,尽管他们还拥有德布劳内、阿扎尔、卢卡库、库尔图瓦、卡拉斯科、维特塞尔、维尔通亨,但落寞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再往前看,被视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的丹麦队小组垫底出局实在让人意外,不过本文的主角并非丹麦,而是与他们同组的非洲球队“迦太基之鹰”突尼斯。胜法国、平丹麦,突尼斯在世界杯赛场的发挥足够惊艳,但是负于澳大利亚的关键一战还是令他们小组出局,不过他们可以昂着头离开,毕竟突尼斯已经追平了许多非洲前辈们的记录,全队身价仅为6240万欧元,世界排名第30位,突尼斯值得尊敬

而就在结束了本次世界杯之旅后,突尼斯队也告别了他们的明星球员——31岁球队队长哈里兹。这位前场核心亲自宣布将就此退出突尼斯国家队,留下了74场25球14次助攻以及在2018年获得的突尼斯年度最佳球员。而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哈里兹用其国家队生涯的最后一球帮助突尼斯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成就了最完美的谢幕

哈里兹出生于法属科西嘉岛,具有法国和突尼斯双重国籍,但他从小就在法国青训体系下接受足球训练,曾在法国球队巴斯蒂亚各年龄阶段球队效力了6年之久,并代表球队出战了185场,贡献了36球24助攻。2012年,哈里兹还曾入选法国U21国家队,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代表突尼斯效力,并在2013年1月7日首次代表突尼斯国家队出战,距今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时间

虽然俱乐部生涯,转战波尔多、桑德兰、雷恩、圣埃蒂安、蒙彼利埃的哈里兹始终没有确定归宿,也未能实现儿时的梦想,但是在国家队生涯,哈里兹是突尼斯的民族英雄,线次助攻,哈里兹的伟大已经无需多言,此次正式告别国家队,我们也祝愿他未来的职业生涯能够一切顺利

影史百年最伟大男演员世间再无人与他相提并论

八十年前,由亨弗莱·鲍嘉主演的《卡萨布兰卡》(1942)在中国大陆上映,彼时片名被译为《北非谍影》,放映之后未能引起轰动,但当电影先后在北京、上海和南京再次重映时,便“口碑交誉,获得激赏”、“声势不凡,卖座奇佳”(《》1948年8月22日),同时也是在40年代,当时中国的电影杂志开始频繁刊登鲍嘉相关的新闻,除去关于鲍嘉的新片影讯和工作动向,也出现了许多关于鲍嘉个人生活的报道,如《电声(上海)》在1940年报道称“银幕上第一号坏蛋亨弗莱·鲍嘉最近开了一家婴孩衣服店”,《星期影讯》在1946年报道了鲍嘉的婚后生活,称其为“理想的水手生活”等等……可以说,尽管隔了一片太平洋,中国观众从这位好莱坞巨星的黄金时代开始就紧跟着他的步伐。

鲍嘉一生拍摄了七十多部影片,他主演的《马耳他之鹰》、《卡萨布兰卡》、《非洲女王号》等作品至今仍备受推崇,其影史地位已毋庸赘述。1999年,美国电影学院把他评为电影诞生100年以来最伟大的男演员。而另一方面,鲍嘉的个人生活也从来不是秘密,他经历过四段婚姻,有酗酒的毛病,他刚毅、傲慢、聪慧、冷漠,同时也是1950年代为数不多反对好莱坞黑名单的人之一,最终,鲍嘉在1957年因为喉癌离世。《马耳他之鹰》的导演约翰·休斯顿在葬礼上这样评价鲍嘉:“他从不把自己当回事,但他对待工作却最为认真。他用一种调侃的、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花里胡哨的明星鲍嘉,但用最诚挚的敬意对待演员鲍嘉”。

深焦翻译组在《卡萨布兰卡》于中国上映80周年的今天为大家带来这篇文章,相信读者在阅读完这篇长达两万字的译文之后,会重新发现,在那个穿着风衣、用独特的姿势抽着烟的明星鲍嘉背后,还有一个蕴含着持续连贯性的,鲍嘉作为鲍嘉的,“真正的自己”存在着。

亨弗莱·德弗瑞斯特·鲍嘉(Humphrey DeForest Bogart)可以说是银幕上第一个线年的圣诞节出生在纽约。鲍嘉的父亲贝尔蒙·德弗瑞斯特·鲍嘉(Belmont DeForest Bogart)是一名外科医生,母亲莫德·亨弗莱(Maud Humphrey)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商业艺术家。当鲍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让他出现在婴儿食品广告里。鲍嘉常因为那些母亲利用他拍摄的广告图被打趣,因为那些图片有意将他塑造成全世界最可爱的小孩。

鲍嘉的父母对他和两个妹妹,弗朗西斯(Frances)和凯瑟琳·伊丽莎白(Katherine Elizabeth),在情感关爱上相当克制,而与之相比他们的家庭收入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高的,大约是每年7万美元,以2023年的购买力换算相当于每年230万美元。这份薪水让鲍嘉一家能够过上奢侈的生活。然而,母亲作为艺术家的收入高于父亲外科手术的收入,这造成了家庭矛盾。

鲍嘉被送进包括三一学院和菲利普斯学院在内的一系列名校。他在学业早期便表现不佳,并在六门功课挂掉四门后离开了菲利普斯学院。父母希望鲍嘉能进入耶鲁大学,但他糟糕的成绩使这成了痴人说梦。1918年,没有明确人生目标的鲍嘉加入了美国海军,服役于欧洲并于1919年6月退役。

回家后,鲍嘉发现自己的家境大不如前。他的父亲病倒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也都消耗于失败的投资。鲍嘉做过船务工和其他零工,随后进入剧院担任舞台经理和龙套演员。他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称它是能让自己将演出间隙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地下酒吧的“小把戏”。鲍嘉拒绝上表演课,而是通过参加尽可能多的演出、扮演一切能接到的角色来学习表演。

他经常扮演年轻的少年,或是未成年的恋人,或是“客厅喜剧”(“anyone for tennis?”,20世纪前期用来讽刺上流贵族的习语,鲍嘉被认为是第一个在戏剧舞台上使用这句话的演员,后来“anyone for tennis?”在客厅喜剧中得到广泛使用,也偶尔成为这类表演的代称)中的男二号,并开始因为他的工作受到好评,尽管他后来坚称鄙视自己的早期角色。在此期间,他还抽空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和演员海伦·门肯(Helen Menken, 1926-1927),然后是和演员玛丽·菲利普斯(Mary Philips,1928-1937)。他和门肯在婚姻开始前便已关系破裂,但和菲利普斯却在离婚后依然保持朋友关系,两人离婚只是因为鲍嘉要搬去好莱坞而菲利普斯想留在纽约继续自己的舞台工作。

1929年经济后,百老汇失去了活力,鲍嘉正式进军电影行业。当时的电影业分布于长岛和好莱坞,百老汇的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台词功底而在早期有声电影时代很受欢迎。1928年,鲍嘉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纽约电影,埃德蒙·劳伦斯(Edmund Lawrence)的《舞镇》(The Dancing Town)。这部在长岛拍摄的双卷轴短片由海伦·海耶斯(Helen Hayes)主演,而鲍嘉则被塑造成“舞会中站在门边的男人”。随后,鲍嘉在默里·罗斯(Murray Roth)的单卷轴影片《百老汇即如此》(Broadways Like That,1929)中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这部拍摄于纽约的有声短片的另外两位主演是露丝·埃坦(Ruth Etting)和琼·布郎德尔(Joan Blondell)。

考虑到电影工业势不可挡地向西迁移,鲍嘉义无反顾地搭上了开往好莱坞的列车,尽管他仍不确定自己抵达这座电影之都后要做什么。他的百老汇出身为他带来了一些机会。很快,他就以每周750美元的可观薪水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约。在埃文·坎明斯(Irving Cummings)的《与女士共舞》(The Devil with Women, 1930)中,鲍嘉完成了自己在影院故事长片中的首次亮相。他在这部乏味的情节剧中饰演一个滞留在南美洲的幸运士兵,与演员维克托·麦克拉格伦(Victor McLaglen)联合主演。接下来的一部影片使鲍嘉的处境大为改善:同样由福克斯出品的,约翰·福特(John Ford)执导、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主演的监狱片《监狱三友》(Up the River,1930)中,鲍嘉获得了一个戏份相当重的角色,成为演员表中排位第四的演员。

屈塞和鲍嘉十分投缘,然而,屈塞迅速转向了更好的角色,鲍嘉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奋斗才走向事业巅峰:包括出演阿尔弗雷德·桑特尔(Alfred Santell)关于一战的影片《肉与灵》(Body and Soul, 1931),以及在环球影业出品的由霍巴特·亨利(Hobart Henley)执导的《坏姐妹》(Bad Sister,1931)中饰演一个小角色,与非常年轻的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演对手戏。随后,鲍嘉还在更多影片中演了小角色,如福克斯的两部影片,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的《万民之女》(Women of All Nations,1931)和埃文·坎明斯的复仇西部片《神圣的恐怖》(A Holy Terror,1931);哥伦比亚出品、桑顿·弗里兰(Thornton Freeland)执导的《韵事》(Love Affair,1932);华纳兄弟出品、茂文·勒鲁瓦(Mervyn LeRoy)执导的曼哈顿喜剧《都会蓝调》(Big City Blues,1932)和《三对佳偶》(Three on a Match,1932)。在这最后一部影片中,鲍嘉饰演一个为避免被捕不惜杀害被绑架的小孩的铁石心肠黑帮分子(由安·德拉克Ann Dvorak饰演的母亲跳窗自杀以提醒楼下的警察,孩子随后趁机逃走)。笔者看来,《三对佳偶》让观众第一次真正品味到了冥顽不灵的暴徒鲍嘉的魅力;尽管他的戏份很少,但他在银幕上的每一帧都足够惊艳。

除了出演好莱坞的影片,鲍嘉还经常在洛杉矶出现拍戏空档时回到东海岸的百老汇演出。1935年,他得到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角色:罗伯特·E·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的舞台剧《化石森林》(The Petrized Forest)中在逃的黑帮分子杜克·曼蒂(Duke Mantee)。虽然该剧的男一号是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但鲍嘉塑造的凶狠的曼蒂形象仍令观众为之一振,并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正如鲍嘉后来所说,杜克·曼蒂这个角色“标志着我从一系列圆滑、骄奢、西装革履、八面玲珑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我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i]

华纳兄弟迅速买下了舍伍德舞台剧的电影版权,最初选定了贝蒂·戴维斯、莱斯利·霍华德和非常想演杜克·曼蒂的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出演。然而,拿到最终角色许可的霍华德对鲍嘉塑造的杜克·曼蒂印象深刻,于是他给华纳兄弟的制片主管杰克·华纳(Jack Warner)写了一封电报。正是这封简短的电报彻底改变了鲍嘉的人生:“杰克·华纳:我坚持让鲍嘉演曼蒂;没有鲍嘉就拍不了。莱斯利·霍华德。”[ii]大局就此落定,鲍嘉开始了他与华纳兄弟摩擦不断的漫长纠葛,多年后,杰克·华纳也将成为让鲍嘉最头痛的敌人之一。

随着阿齐·梅奥(Archie Mayo)执导的电影版《化石森林》(1936)好评如潮,鲍嘉的职业生涯也正式开始。尽管如此,他的成功之路依然艰辛,因为《化石森林》的大卖并没有让华纳兄弟将他提升为“A级”演员。鲍嘉签署了一份每周工资550美元、为期26周的合同[iii]——比他作为自由职业者出演《化石森林》时赚得还少——并立即被选为数不胜数的一系列“B级”电影的男二号。作为当之无愧的好莱坞最严苛的大制片厂,华纳兄弟总是让其签约演员同时拍摄两到三部电影。1930-1940年代,电影市场需求巨大,而华纳的明星力量十分有限,与米高梅“多过天上繁星的明星”形成鲜明对比。在“硬汉”类型上,华纳已经有了詹姆斯·卡格尼(James Cagney)、爱德华·G·罗宾逊和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等签约明星,因此鲍嘉只能担任主角身边的次要角色,在威廉·凯利(William Keighley)的《子弹与选票》(Bullets or Ballots,1936)、威廉·麦根(William McGann)的《孤军奋战》(Two Against The World,1936)、雷·恩莱特(Ray Enright)的《飞跃太平洋》(China Clipper,1936)和弗兰克·麦克唐纳(Frank McDonald)的《狂怒岛》(Island of Fury,1936)等影片中皆是如此。

终于,在阿齐·梅奥尖锐的反三K党影片《黑暗军团》(Black Legion,1937)中,鲍嘉取得了突破,该片也成为他职业生涯早期的一个高光时刻。在电影史上的这个时间节点,这部影片的横空出世令人始料未及。尽管影片没有直接点名3K党,但片中的黑暗军团与3K党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鲍嘉饰演的弗兰克·泰勒(Frank Taylor)是一个上进的工厂工人,他发现自己的晋升道路受到了阻碍,梦寐以求的工作被一个波兰工厂的工人乔·东布罗夫斯基(Joe Dombrowski,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饰)夺了走。

愤怒的弗兰克加入了身着长袍和头套的黑暗军团,并很快与军团一起进行午夜突袭,恐吓外国血统的公民。弗兰克的妻子露丝(Ruth,埃琳·奥布莱恩·穆尔Erin OBrien-Moore饰)起了疑心,但当她与弗兰克对质时,弗兰克打了她,于是她带着儿子离开了家。弗兰克最好的朋友艾德·杰克逊(Ed Jackson,迪克·福伦Dick Foran饰)发现了他的秘密活动,弗兰克惊慌失措并报告了军团领袖,他们随即绑架了艾德并将他带到森林里加以鞭笞。艾德试图逃跑,但弗兰克开枪打死了他。最终,弗兰克被抓住并接受审判。当军团的“上级”威胁要把他的妻子牵扯进来时,弗兰克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于是他和其他军团成员都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黑暗军团》之后,鲍嘉又回到了他的常规戏路,拍摄了威廉·迪亚特尔(William Dieterle)的《伟大的奥马利》(The Great O’Malley,1937)、劳埃德·培根(Lloyd Bacon)的《艳窟泪痕》(Marked Woman,1937 )、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的《脂粉拳王》(Kid Galahad,1937)和培根的《圣奎丁监狱》(San Quentin‎,1937)。接着,在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死角》(Dead End,1937)中,他再一次取得了突破。这部影片并非华纳出品,而是由华纳出借给塞缪尔·戈德温的(Samuel Goldwyn,经典好莱坞时期最成功的独立制片人,他与威廉·惠勒合作了多部佳作)。同《化石森林》一样,这部电影也有舞台血统,改编自西德尼·金斯利(Sidney Kingsley)1935 年的百老汇热门同名戏剧,但鲍嘉并非该剧原班人马的一员。这部电影在一个巨大的布景中拍摄,将纽约的富人和穷人并置呈现(富人住在一座气势磅礴的摩天大楼里,由身强力壮的门卫[沃德·邦德 Ward Bond]守卫,而穷人则住在附近肮脏的廉租公寓中),整部影片是对社会不平等的犀利而绝望的观察。

鲍嘉饰演的娃娃脸马丁(Baby Face Martin)同样是一个在逃的黑帮分子,出于情感诉求,他想和朋友汉克(Hunk,艾伦·詹金斯Allen Jenkins饰)一起回到曼哈顿东区的老家,但他发现自己的前女友弗朗西(Francie,克莱尔·特雷弗Claire Trevor饰)已经成为一名性工作者,而他生病的母亲(玛乔丽·梅因Marjorie Main饰)则想要与他断绝来往。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马丁恼羞成怒,决定绑架当地的一个富家公子以换取赎金,而这起事件最终以悲剧收场。在“A级”电影中,《死角》的阴郁气质独树一帜,但这并不妨碍它大受欢迎,而鲍嘉也因此再一次赢得赞誉无数。

然而,鲍嘉同一时期的其他影片却未见起色。泰·加尼特(Tay Garnett)的《替身》(Stand-In,1937)是一部关于好莱坞梦工厂的喜剧,鲍嘉与莱斯利·霍华德在其中再次搭档(霍华德主演;鲍嘉是配角),但影片整体却不尽人意。雷·恩莱特的《赛场情缘》(Swing Your Lady,1938)是一部——说来难以置信——乡巴佬摔跤喜剧,鲍嘉饰演的主角是一名职业拳赛主办人,试图利用乔·斯科帕普洛斯(Joe Skopapoulos,纳特·彭德尔顿Nat Pendleton饰)的身份向奥扎克地区的人推广拳击运动,而乔·斯科帕普洛斯则是一名愚蠢的摔跤手,想要在拳击场上与当地的一名铁匠一决高下。

刘易斯·塞勒(Lewis Seiler)的《犯罪学堂》(Crime School,1938)中,鲍嘉饰演男主角,一名试图推翻摩根(Morgan,肯德尔Cy Kendall饰)对少年教管所的残暴管理的监狱职员。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的《傻男人》(Men are Such Fools,1938)中,鲍嘉与普瑞丝西拉·兰恩(Priscilla Lane)上演了一段鸡毛蒜皮的浪漫故事。安纳托尔·李维克(Anatole Litvak)的《克里豪医师》(The Amazing Dr. Clitterhouse,1938)是一部不失趣味的犯罪喜剧,由鲍嘉、爱德华·G·罗宾逊和克莱尔·特雷弗主演。劳埃德·培根(Lloyd Bacon)的《黑帮恶煞》(Racket Busters,1938)也是一部犯罪电影,鲍嘉饰演的皮特·马丁(Pete Martin)被误认为是纽约市的犯罪头目。迈克尔·柯蒂斯(Michael Curtiz)的《一世之雄》(Angels with Dirty Faces,1938)则是鲍嘉这一时期接到的最好的戏之一,以鲍嘉、卡格尼(Cagney)和帕特·奥布莱恩(Pat OBrien)为主角,讲述了又一个曼哈顿下东区的犯罪故事。1938年,鲍嘉也第三次迈入婚姻殿堂,女方是福克斯的签约演员梅奥·梅特霍特(Mayo Methot),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艳窟泪痕》的片场。这段婚姻将在未来几年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梅特霍特失控的酗酒问题导致了两人间无休止的暴力争斗、不忠行为和相互控诉。

这段时间,鲍嘉拍摄“B级”影片的任务依然有增无减。刘易斯·塞勒的《地下世界之王》(King of the Underworld,1939)是华纳兄弟为了终止与其前明星凯·弗朗西斯(Kay Francis)的合同而敷衍制作的小成本黑帮片,其时她在公司的地位已经完全被贝蒂·戴维斯所取代。不出所料,鲍嘉又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在逃的黑帮分子。雪上加霜的是,华纳随后又让鲍嘉出演了一部完全是“B级”西部片水准的影片,劳埃德·培根的《俄克拉荷马小子》(The Oklahoma Kid ,1939)。作为补偿,华纳又给了鲍嘉爱德芒德·古尔丁的《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1939)。这部电影突显了贝蒂·戴维斯饰演的朱迪思·特拉赫恩(Judith Traherne),一个因脑瘤而失明的年轻富有的社交名媛,而鲍嘉则饰演为朱迪斯提供帮助并暗恋着她的迈克尔·奥利里(Michael O’Leary)。尽管这部电影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严格来说鲍嘉的角色是边缘的,无法为他打开事业格局。

刘易斯·塞勒的《法网恢恢》(You Can’t Get Away with Murder,1939)也是一部常规的黑帮电影,而即使是拉乌尔·沃尔什的《私枭血》(The Roaring Twenties,1939)这部相比于鲍嘉30年代的作品有着更高制作价值和更好剧本的电影,也没有给鲍嘉提供远离黑帮角色的机会,因为他只是为主角卡格尼做配;在影片结尾,卡格尼射杀了鲍嘉的角色。卡格尼大喊着“这是你无法抗衡的判决!”,将子弹射向颤抖的鲍嘉,于是鲍嘉再次迎来暴力结局。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鲍嘉出演了职业生涯中唯一的恐怖电影,文森特·舒曼(Vincent Sherman)的《X博士归来》(The Return of Dr. X,1939),饰演一个担任实验室助理的吸血鬼。影片中,他不吸当地居民血的时候都在养兔子。令人震惊的是,鲍嘉竟然没有被当作该片的第一主角,而是为二线演员韦恩·莫瑞斯(Wayne Morris)和资深特型演员约翰·利特尔(John Litel)做配。劳埃德·培根的《无形的枷锁》(Invisible Stripes,1939)让鲍嘉和乔治·拉夫特(George Raft)搭档,饰演两个想要金盆洗手却(毫不意外地)无法实现的前科犯。迈克尔·柯蒂斯的《维城血战》(Virginia City,1940)是由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主演的西部片,其中鲍嘉从头到脚穿戴黑色服饰,扮演必要的“沉重”角色。

刘易斯·塞勒的《一切成真》(It All Come True,1940)和劳埃德·培根《兄弟帮》(Brother Orchid,1940)都是平平无奇的作品,爱德华·G·罗宾逊和鲍嘉基本上是在毫无悬念的剧本中走过场。拉乌尔·沃尔什的《卡车斗士》(They Drive by Night,1940)略有起色,鲍嘉和乔治·拉夫特扮演的兄弟经营一家小型卡车运输公司,并与安·谢里登(Ann Sheridan)发展出了一段纠葛的浪漫情事。但鲍嘉对这类影片早已兴味索然,甚至对此刻仍在拍摄这类片子十分恼火。

然而一夜之间,馅饼从天而降。几十年来,保罗·穆尼(Paul Muni)一直是华纳兄弟的中流砥柱,在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制作、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执导的《疤面人》(Scarface‎,1932)中创造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黑帮角色之一。虽然已经为公司贡献了许多卖座大片,穆尼仍在试图发挥更大的个人影响力,而杰克·华纳却认为他的职业生涯正在走下坡路。穆尼一怒之下撕毁合同离开了公司,这就使鲍嘉——终于——有机会跻身公司人才序列的前端。现在来看看公司的人才名单:卡格尼是一个忠于自我的人,他在业界广受欢迎与爱戴,很难被轻易摆布。爱德华·G·罗宾逊已经公认达到了事业巅峰,所以他也不是作为被主推的新面孔的人选。那就只剩下乔治·拉夫特,但他经常接连拒绝一系列角色,并直截了当地解释说“我不想演打手”。况且,拉夫特从来都不单纯是个演员,相比之下,他与团伙犯罪的关系更加为人所知,尤其是他与当时正试图跻身好莱坞的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巴格斯·西格尔(Bugsy Siegel)的关系。

在拉乌尔·沃尔什筹拍《夜困摩天岭》(High Sierra,1941)时,拉夫特曾试图竞选其中的角色,但鲍嘉劝服了他,告诉他主角罗伊·厄尔(Roy Earle)不过是另一个“打手”罢了,他在片中的结局就是被当局枪杀。这些信息对拉夫特来说就足够了,于是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角色。鲍嘉很激动,沃尔什也一样。现在他们可以拍一部“好”电影了。更重要的是,随着穆尼的退出,有消息传来,公司终于——“终于”——要将鲍嘉作为头牌明星大力推广[iv]。然而一些公司高层仍然力捧他的造势宣传,鲍嘉随后也将发现这一点。

《夜困摩天岭》做出了明智的改变,达到了犯罪电影通常没有的叙事深度。尽管鲍嘉确实扮演了罪犯罗伊·“疯狗”·厄尔,计划与一群业余强盗一起抢劫一家度假酒店(事实上,这项计划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影片进展的过程中有许多情感上的转折。罗伊爱上了一个有畸形足的年轻女子维尔玛(Velma,琼·莱斯利Joan Leslie饰)。罗伊资助她做了手术,但随后发现维尔玛对自己没有一点兴趣,还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与此同时,罗伊必须与玛丽(Marie,艾达·卢皮诺Ida Lupino饰)抗衡,她是罗伊一个心腹的女朋友,并且逐渐融入了他们的团体。在抢劫出了差错,罗伊的两个手下被杀后,已经爱上玛丽的罗伊把她送上了一辆出城的公交车。然而,玛丽被警察逮捕,被迫参与追捕已逃往山间的罗伊。罗伊的狗帕德(Pard,鲍嘉自己的宠物狗,名叫零Zero)找到了他,无意中将罗伊的藏身之处暴露给了警察。罗伊冲动地跑出去叫玛丽,但瞬间被枪击倒,从陡峭的斜坡上坠落。

得益于沃尔什的大力指导和大量利用外景拍摄带来的真实感,《夜困摩天岭》成为鲍嘉仍在苦苦挣扎的职业生涯中方向正确的又一次迈进。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出人意料地,鲍嘉并未被当作影片的第一主角。艾达·卢皮诺享有了这份殊荣,而鲍嘉对此十分不满。这是哈尔·瓦利斯(Hal Wallis)主推、杰克·华纳拍板的结果。哈尔向华纳发出了这个该死的询问:

“难道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倒换《夜困摩天岭》的演员排序,让卢皮诺而不是鲍嘉作为顺位第一吗?[. . .]鲍嘉一直在很多“B级”电影中当主角,这可能有损《夜困摩天岭》的成绩。现在这份排位表把鲍嘉放在第一位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换换。”[v]

当这一变化的消息在拍摄快结束时传到在片场的鲍嘉耳朵里时,他简直要气炸了。尽管鲍嘉知道这与卢皮诺无关,但仍冲她宣泄怒火,当场破口大骂。但两人都对此无能为力。毕竟,同那时所有好莱坞的签约明星一样,他们本质上只是契约工。不过最终,这部电影红极一时,鲍嘉的表演也引来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这次成功之后,鲍嘉又回归了“B级”电影,雷·恩莱特的马戏片《狮吼夜惊情》(The Wagons Roll at Night‎,1941),饰演旅行马戏团的老板尼克·科斯特(Nick Coster)。影片上映后,观众觉得被欺骗了,因为在《夜困摩天岭》后,他们对鲍嘉的期待已经远远不是一部大型的情节剧。随后,鲍嘉又被指派去拍摄拉乌尔·沃尔什的《铁拳粉腿》(Manpower‎,1941),但乔治·拉夫特拒绝与他合作,于是这个角色最终给了爱德华·G·罗宾逊,二人在片场进行了一场真实的拳击比赛,被一位来访的《生活》杂志摄影师记录下来。不久,鲍嘉又一次获得了出演“A级”电影的机会,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作为导演的处女座《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1941)。无独有偶,这部影片的主演一开始也给了拉夫特,而又一次地,他拒绝了这个角色。这让休斯顿长舒一口气,他后来回忆道:“我很庆幸。”[vi]

关于《马其他之鹰》的文章数不胜数,尽管它是一部拍摄日程很紧的、预算仅为31.8万美元的中等成本影片。有了扮演主角萨姆·斯佩德(Sam Spade)的鲍嘉、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撰写侦探小说的神来之笔以及强大的全明星阵容——包括首次出演电影的西德尼·格林斯垂特(Sydney Greenstreet)、玛丽·阿斯特(Mary Astor)、彼得·洛(Peter Lorre),以及出演一个小而关键的角色的“浪子”专业户小伊莱沙·库克(Elisha Cook Jr.),这部影片呈现为一个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谜团。在斯佩德公寓中的最后一幕是影片的高潮,所有主角全部在场,剧本有整整35页的对白。休斯顿要求——并实现了——在拍摄这场戏之前用一整天的时间排练,而事实证明这是值得的。这部电影拍摄历时34天,比原计划提前了两天,且在预算内完成[vii]。当然也不可避免一些重拍场景,但影片一问世便好评如潮——以至于杰克·华纳一度想邀请达希尔·哈米特写一部续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计划最终未被落实[viii]。

有人会认为,在《马耳他之鹰》的出色表现后,鲍嘉终于可以休息片刻,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他还在为《马耳他之鹰》重拍镜头时,就已经接到了下一个任务,文森特·舒曼的《渡过黑暗》(All Through the Night‎,1942),一部荒诞喜剧/间谍片/犯罪片,讲述了一群纽约的黑帮分子扰乱了纳粹德国的间谍计划。影片以扰乱德裔美国人联盟会议的两个黑帮分子,鲍嘉和特型演员威廉·德马雷斯特(William Demarest)之间的“双重对话”结尾,在毫无说服力的棚内“外景”中拍摄,几乎像杂耍一样。这部影片之后,鲍嘉又接连被推到刘易斯·塞勒的监狱犯罪片《大人物》(The Big Shot,1942)和约翰·休斯顿的《越洋记》(Across the Pacific,1942)——一部《马其他之鹰》班底重聚的影片,将西德尼·格林斯垂特、玛丽·阿斯特和鲍嘉重置于一个战时间谍故事中。

休斯顿执导了《越洋记》的大部分内容,但在拍摄尚未完成时便离开加入了陆军服务部队通讯兵团(影片最后的几幕场景由公司的老牌导演文森特·舒曼执导)。最终,这部战时动作片出人意料地吸引了观众。更重要的是,它终于打动了一直以来对鲍嘉的票房影响力视而不见的杰克·华纳。在华盛顿观看了一场《越洋记》的观众试映后,华纳给公司的宣传部门发了电报,自此,鲍嘉将获得他作为一线明星应有的待遇。华纳的电报节选如下:

“观众的反应 [. . .]让我确凿无疑地相信,亨弗莱·鲍嘉是我们最大牌的明星之一[. . .]我坚信鲍嘉有潜力比肩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ix]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公司给了鲍嘉那部日后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的影片:迈克尔·柯蒂斯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1943)。尽管影片的主角,咖啡馆老板和独行侠里克·布莱恩(Rick Blaine)的首选依然是乔治·拉夫特,并且拉夫特也积极争取了这一角色,但哈尔·瓦利斯和迈克尔·柯蒂斯坚决反对。瓦利斯对杰克·华纳说:

“我很认真地考虑了乔治·拉夫特参演《卡萨布兰卡》的事,也和迈克(柯蒂斯)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他不应该出现。鲍嘉是理想的选择,这个故事就是为他写的,我认为我们不该让这件好事落在拉夫特头上。顺便说一句,从我记事时起,拉夫特就没在这儿拍过什么片子,我认为不能只因为他这次想来干就放任他横插一脚。”[x]

原片名为《里克咖啡厅》(Everybody Comes to Rick’s)的《卡萨布兰卡》确实可谓是华纳兄弟的一匹黑马。尽管有柯蒂斯的严格把控,影片庞杂的演员阵容——鲍嘉、格林斯垂特、彼得·洛、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保罗·亨雷德(Paul Henreid)、杜利·威尔逊(Dooley Wilson)以及星光熠熠的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从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处租借来)——仍然使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复杂项目。时下,盟军入侵非洲为该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话题性,于是华纳兄弟加急将其上映。这部电影完美融合了浪漫幻想和爱国主义,斩获了1944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导演柯蒂斯获得最佳导演奖,两位好莱坞老牌编剧朱利叶斯·J(Julius J.)和菲利普·G·爱泼斯坦(Philip G. Epstein)获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当然,这对鲍嘉来说也是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这一次,鲍嘉的后续作品终于配得上他的才华:劳埃德·培根的《73舰队潜艇战》(Ac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1943,拉乌尔·沃尔什和拜伦·哈斯金参与执导但并未署名),关于二战的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故事围绕战争期间的商业海事服务展开,他们在纳粹潜艇经常巡逻的危险航道上向海外运送急需的人员和武器补给。鲍嘉饰演海员乔·罗西(Joe Rossi),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听命于雷蒙德·马西(Raymond Massey)饰演的典型威权形象,船长史蒂夫·贾维斯(Steve Jarvis)。这部电影最精彩的桥段是贾维斯船长指挥的自由船“海女巫”号(Sea Witch)和一艘纳粹U型潜艇之间的漫长追逐,后者由威廉·冯·布里肯(Wilhelm von Bricken)饰演的一位无名军官担任舰长,他在现实生活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间谍。所有德国潜艇员在整部影片中都只说德语,没有字幕或德英对话。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呈现出了一场无情的、令人心跳加速的猫鼠游戏,使该片成为1940年代早期最好的战争电影之一。

紧接着,鲍嘉又在大卫·巴特勒(David Butler)的战时音乐片《幸运之星》(Thank Your Lucky Stars,1943年)中饰演一个和他本人很像的角色;在租借给哥伦比亚影业的、佐尔坦·科达(Zoltan Korda)的《孤城虎将》(Sahara,1943)中饰演一位沙漠战士;在迈克尔·柯蒂斯的《孤舟血战》(Passage to Marseill,1944)中饰演一名法国自由战士。1943年12月11日,鲍嘉和妻子梅奥抵达北非,拍摄红十字会的宣传短片,并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从军演出之旅[xi]。这部短片由国家银幕服务公司(National Screen Service)分发到影院,鲍嘉在片中直接呼吁观众为红十字会捐款。此时,鲍嘉和梅奥的婚姻不合已持续良久,梅奥的火爆脾气和酗酒问题让鲍嘉陷入迷茫。然而问题随着新片开机有了转机,霍华德·霍克斯根据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改编的《逃亡》(To Have and Have Not,1944)使鲍嘉有机会与霍克斯新发掘的、当时年仅19岁的演员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搭档。当时鲍嘉和梅奥尚未离婚,梅奥一直对鲍嘉的这位女主角心怀戒备,甚至亲自来片场监工,以免场面太过“火爆”。然而只要白考尔在场,梅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和鲍嘉坠入爱河,在场的每个人都对此心知肚明。

霍克斯十分恼火,因为白考尔是他的发现、他的门生,而与鲍嘉相恋完全不在他为她安排的职业规划内。于是霍克斯私下找到她,威胁要把她从电影中除名,让她回到制片厂金字塔的最底层(这里是指“B级”电影工厂摩纳哥拉姆影业Monogram Pictures),除非她发誓斩断与鲍嘉的恋情。白考尔并没有照做,而是告诉了鲍嘉,鲍嘉安抚了她并于第二天在片场大骂了霍克斯——这对霍克斯这种专横型导演来说可不常见。尽管存在这些个人恩怨,影片还是很快完成了,白考尔则迅速成为影坛新星(颇具影响力且臭名远扬的八卦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专门为她写了一整版专栏,题为“野性的白考尔”[Bacall of the Wild])。这恰好给了鲍嘉摆脱与梅奥的婚姻的契机,因为梅奥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鲍嘉接下来的一部电影,柯蒂斯·伯恩哈特(Curtis Bernhardt)的《冲突》(Conflict,1945),是他早在1943年6月就推脱无果的项目。当时杰克·华纳给他打了一通很长的电话,一边以停职威胁他(这对鲍嘉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他曾多次因拒绝出现在二流作品中而被停职),一边试图奉承他接下这个角色[xii]。在通话末尾,鲍嘉让华纳“烧掉这个剧本,忘了它”,但华纳坚持己见,于是鲍嘉无奈拍了这部片子。在《冲突》里,他饰演一个外人看来婚姻幸福的男人,他谋杀了自己的妻子(罗斯·霍巴特Rose Hobart饰)以便跟她妹妹(亚历克西斯·史密斯 Alexis Smith饰)求爱,但他一直被自己内心的愧疚感所困并最终被绳之以法。这部影片的结果正如贝尔默(Behlmer)冷淡的评价,“该片通常不被看作鲍嘉的上成之作。”[xiii]

紧接着,在威廉·罗素(William Russell)的短片《好莱坞胜利大篷车》(Hollywood Victory Caravan,1945)和大卫·巴特勒的长片《密尔沃基兄弟》(Two Guys from Milwaukee,1946)中,鲍嘉两次客串出演了自己。随后,他被委派了职业生涯中的又一标志性电影:霍华德·霍克斯执导的、改编自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小说的《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1945/46)。鲍嘉饰演钱德勒笔下的著名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在破解针对富有的斯特恩伍德家族的勒索计划的过程中被卷入一系列阴谋和谋杀。再一次地,他的女主角是劳伦·白考尔。

时至当下,鲍嘉的家庭问题已经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更凶地酗酒,并且随着跟白考尔的恋情进一步发展而开始旷工,同时他和梅奥无休止的争吵已完全演变成了噩梦。霍克斯此时已对鲍嘉全无好感,又对他和白考尔的恋情怒气难平,无奈之下,他在片场花了好几天告诫鲍嘉,如果他一直这么不成样子,电影很可能无法完成。这次,霍克斯的警告一语成谶。这部电影拍了很久,鲍嘉的缺席是个大问题。1944年12月23日,剧组拍摄了一整天,但到了12月26日,当演员们都重返工作时,鲍嘉却消失了。那天是圣诞节,也是鲍嘉的生日。已经45岁的他的婚姻已然穷途末路,但梅奥却不愿意离婚。鲍嘉早就搬出了他们的家,住在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绝望而孤独。由于无人相伴,他一个人喝得天昏地暗。公司派了一组员工去比弗利找他,但到达时却发现鲍嘉已经离开酒店回家去跟梅奥对峙。公司郑重考虑送鲍嘉去看精神科医生,这就使霍克斯无戏可拍。但杰克·华纳一如既往地对这部戏不以为然,他给鲍嘉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谢谢你今天没有出现”[xiv]。随后,华纳又开始以没有掌控好大局为由不断叨扰霍克斯,让他更加烦躁。

当鲍嘉终于回到片场时,霍克斯带着怒火推进拍摄,从剧本中撕下了几页以追赶进度。1944年12月29日,拍摄进度已经比原计划整整晚了30天,但依然距完成遥遥无期。霍克斯一直大刀阔斧地改剧本,尽可能地拍一切他能拍到的东西。终于,1945年1月13日,在76个拍摄日——比原计划的42天多出了34天——后,影片“杀青”(至少在当下是如此)。尽管片场出现种种问题,拍摄预算只超出5万美元[xv]。然而,考虑到霍克斯的修改使得钱德勒原本就公认的复杂叙事更加晦涩难懂,有必要进行一些重拍来让影片更好理解。

与此同时,鲍嘉和白考尔又面临了新挑战。在《夜长梦多》杀青后,白考尔被安排到了赫尔曼·沙姆林(Herman Shumlin)的《密使》(Confidential Agent,1945),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间谍惊悚片,与查尔斯·博耶(Charles Boyer)搭档。白考尔读了剧本之后十分厌恶这部戏,但她拒拍的请求遭到了否决。沙姆林是一位声望极高的戏剧导演,但对如何使用摄影机一无所知,因此这部电影的成片相当静态、没有参与感。事实上,《密使》完全是个灾难,而白考尔承担了大部分的批评,这与她在《逃亡》中收获的赞誉大相径庭。直到白考尔退出影坛时,她仍坚信是《密使》永久性地损害了她的声誉。除了沙姆林之外,每个人在拍摄阶段都能看出这部电影注定失败,包括联合主演查尔斯·博耶。助理导演阿特·鲁克(Art Leuker)额外拍摄了白考尔和博耶偷偷接吻的场景;然而这些场景出现在了预告中,却不在成片中。覆水难收,恶评蜂拥而至。演艺圈报纸《视相》(Variety)写道,“白考尔不尽人意”,《好莱坞报道者》(Hollywood Reporter)则补充道,“悄悄说一句,它烂爆了。”[xvi]

《密使》是杰克·华纳曾大力支持的,它的大溃败以及对白考尔造成的显著伤害使他收到了经纪人查尔斯·菲尔德曼(Charles Feldman)的来信。来信出乎意料地措辞严谨,提出了重拍《夜长梦多》的具体建议。菲尔德曼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不做出改变,这个女孩[白考尔]一定会在《夜长梦多》上收到与《密使》中同样惨淡的评论和批评,而这会让你失去你最宝贵的资产之一[. . .]我以朋友的身份给你写这封信,相信你不会认为我是在冒昧地指导你如何做自己的生意。[xvii]

破天荒地,华纳竟然听取了菲尔德曼的建议——他几乎从不听任何人的建议——并在一封简短的电报中以不同寻常的(可能是假装的)热情回应了菲尔德曼:

谢谢你16号关于重拍《夜长梦多》的回复信件。我想你上次读完我的信后一定一直在想这件事,打开你的信的时候,我也正好在想这事。我一定会安排(这些重拍)的。[xviii]

重拍的体量大约是两到三个额外场景,只有对原片中一处10分钟的阐述的删减是几乎立即完成的(有些人认为,这使影片更加令人匪夷所思)。1945年2月9日,华纳给纽约办事处发电报称:

昨晚我看了《夜长梦多》的最终试映。这个新版本很棒,加入了能保护白考尔的新场景,我想它毫无疑问是一部更好的作品。

华纳是对的。这部电影在业界和评论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鲍嘉和白考尔的事业也回到了正轨。1945年的原版《夜长梦多》和1946年8月的最终版同样以DVD和蓝光的形式广泛传播,但奇怪的是,当代观众能够自行品鉴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然而,观众仍不会忘记《密使》的惨败,正如《好莱坞报道者》的指摘:“白考尔小姐在扮演与出道角色同类的角色时还过得去……她的电影事业仍存变数。”[xix]

在所有云波诡谲的动荡中的一点宽慰是梅奥终于同意离婚,鲍嘉和白考尔在1945年5月21日举办了简单的成婚仪式。他们的婚姻一直延续到1957年1月14日鲍嘉去世。然而,此前一系列事件的副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白考尔再也没有信任过杰克·华纳,即便他出手挽救了《夜长梦多》;鲍嘉也赞同白考尔的做法,这也为他最终离开这个将他捧成巨星的公司埋下了伏笔。此外,霍华德·霍克斯与鲍嘉和白考尔绝交,并且他的怒火久久难平。鲍嘉去世后,霍克斯的妻子迪伊(Dee)建议两人一同去拜访“贝蒂”(白考尔)以示哀悼,但霍克斯断然拒绝,说:“他活着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从没在乎过我。现在我为什么要过去?”[xx]由此观之,他们的关系破裂是线年,鲍嘉又拍了一部新电影,这次是一部租借给哥伦比亚影业的影片,约翰·克伦威尔(John Cromwell)的《血海仇》(Dead Reckoning,1947),与丽莎贝斯·斯科特(Lizabeth Scott)搭档。影片预设了有趣的战争主题(鲍嘉扮演二战伞兵里普·默多克[Rip Murdock],他的朋友约翰尼·德雷克[Johnny Drake,威廉·普林斯William Prince饰]失踪,让里普踏上了探寻真相的旅程),但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只是呈现了一个乏善可陈的、意料之中的谜团。回到华纳兄弟后,鲍嘉被迫加入约翰·克伦威尔的《噩夜惊情》(The Two Mrs. Carrolls‎,1947),与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联袂主演。他扮演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艺术家,在完成模特们的肖像画“死亡天使”之后一点点毒死了模特们。这又是一部鲍嘉不想拍却又不得不拍的电影。他已经厌倦了与杰克·华纳争论。

而加入德尔默·戴夫斯(Delmer Daves)的《逃狱雪冤》(Dark Passage,1947)是鲍嘉更为情愿的,部分是因为导演是他更为喜爱和信任的戴夫斯,当然还因为白考尔将再次与他联袂主演。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犯罪、谋杀、背叛和整容手术的复杂故事,大部分开场都是以第一人称拍摄的,鲍嘉的角色没有出现在镜头中而是直接掌控着镜头,跟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为米高梅拍摄的知名失败作品《湖上艳尸》(Lady in the Lake,1947)十分相似。

短暂客串弗雷德里克·德·科尔多瓦(Frederick De Cordova)怪诞的“浪漫”喜剧《永远相伴》(Always Together,1948)后,鲍嘉在约翰·休斯顿的《碧血金沙》(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1948)中获得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好的角色之一,一个名叫弗雷德·C·多布斯(Fred C. Dobbs)的落魄的美国流浪者。他与年轻的鲍勃·科廷(Bob Curtin,蒂姆·霍尔特Tim Holt饰)和年长的霍华德(Howard,沃尔特·休斯顿Walter Huston饰, 约翰·休斯顿的父亲,一位杰出的演员)共同在墨西哥山区寻找黄金。这个小团队因为相互嫉妒而停工不前、分崩离析,并最终走向背叛和暴力死亡。这部电影是根据一位笔名为B. Traven的神秘作家于1927年创作的小说改编的,这位作者的真实身份至今仍存疑。约翰·休斯顿在1935年读了这部小说,在《马耳他之鹰》大获成功后,他希望将其作为他的下一部电影,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该项目一度搁置。

战后,休斯顿回到华纳兄弟,并立即为这部电影聘请了鲍嘉。说服父亲来演配角并不容易;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都是主角,演配角对他来说有失身份。但他最终还是被说服了,摄制组前往墨西哥的杜兰戈和坦皮科,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拍摄。剩余部分的拍摄则在华纳兄弟的地盘完成。拍摄共花了五个半月的时间,预算逐渐攀升,杰克·华纳大发雷霆。这部影片的最终成本为250万美元,但它首次上映时票房便一举超过400万美元,并很快成为当年最热门的影片之一。它还为约翰·休斯顿赢得了两项奥斯卡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沃尔特·休斯顿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颇具争议的是,鲍嘉竟然没有被提名最佳男主角。

《碧血金沙》大获全胜后,休斯顿又马不停蹄地执导了另一部经典影片,《盖世枭雄》(Key Largo‎,1948),最后几部最伟大的黑帮片之一。该片大部分场景在一个巨大的布景中拍摄完成,据说是在佛罗里达州基拉戈的一家大型老式酒店的大堂。鲍嘉饰演来住酒店的前陆军军官弗兰克·麦克劳德(Frank McCloud),酒店原本的经营者是詹姆斯·坦普尔(James Temple,莱昂纳尔·巴里摩尔Lionel Barrymore饰)和他的女儿诺拉(Nora,劳伦·白考尔饰),但却被约翰尼·罗科(Johnny Rocco,爱德华·G·罗宾逊饰)和他酗酒的女友盖伊·道恩(Gaye Dawn,克莱尔·特雷弗饰)及手下接管,他们利用酒店作为向对手黑帮分子齐吉(Ziggy,马克·劳伦斯Marc Lawrence饰)的交易场所。

一场巨大的风暴袭击了岛屿,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每个人都要在酒店里避难。罗宾逊饰演的罗科有几个经典的镜头,其中之一是挑逗诺拉,在她耳边说一些观众听不见的污言秽语;影片展现出的只是模糊的耳语。诺拉听后往他脸上吐口水,让他又惊又怒。盖伊·道恩很想喝一杯,于是对着罗科和他的手下唱《Moanin Low》讨好他们,但她的表演很差劲,被他们打断。无论如何,弗兰克还是给盖伊倒了一杯酒,这让罗科大为光火,狠狠给了弗兰克一巴掌,教训他的傲慢。弗兰克没有以牙还牙;他忍气吞声,回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在整部电影中,鲍嘉的角色都在试图维持和平,但他最终发现,当暴力横行的时候,以暴制暴是唯一的出路。这部影片有一个相当犀利的高潮,为罗科和它的爪牙伸张正义。

1947年,鲍嘉还做了另一件大事,引得后来几年中许多其他演员纷纷效仿。由于疲于应付杰克·华纳和他的手下,鲍嘉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桑塔纳制作(以他的游艇桑塔纳号命名,鲍嘉喜欢在不用去公司的时候驾船出海),开始自己制作电影。他仍将为华纳兄弟公司拍电影,但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制作部门。作为在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日薄西山时最早自立门户的明星之一,鲍嘉的雄心值得称赞。

然而,这一举动的结果好坏参半。桑塔纳制作的第一部影片通过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发行,是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孽海枭雄》(Knock on Any Door,1949)。鲍嘉饰演一位敏锐的律师安德鲁·莫顿(Andrew Morton),负责处理被指控犯有谋杀罪的尼克·罗马诺(Nick Romano,约翰·德里克John Derek饰)的案件。莫顿一直坚信罗马诺是无辜的,直到他在证人席上崩溃并承认自己有罪。尽管如此,莫顿仍然继续为罗马诺辩护,他告诉法庭,破碎的家庭和贫民窟生活造就了罗马诺,使他从没有一个像样的机会去做点什么。然而罗马诺还是被判了谋杀罪,在莫顿的注视下走向电椅。这个故事本身很有看头,但影片卖相平平,仅仅是一部对白冗长、没有说服力的法庭片。

无独有偶,斯图尔特·海斯勒(Stuart Heisler)中规中矩的作品《东京风云》(Tokyo Joe,1949)也不见起色。该片也由哥伦比亚发行,鲍嘉在其中饰演一名参与二战的前空军飞行员,他在战后回到东京寻找妻子特里娜(Trina,弗洛伦斯·马利Florence Marly饰),却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网。随后,鲍嘉很不情愿地回到华纳兄弟,在斯图尔特·海斯勒的《喷射的爱情》(Chain Lightning,1950)中饰演一个试飞员,与埃莉诺·帕克(Eleanor Parker)搭档。这部温吞的航空片显然很难引发关注,它又是一个鲍嘉不愿做的项目,但无奈鲍嘉欠华纳一部电影。

在三部平庸的作品之后,鲍嘉和桑塔纳制作终于凭借尼古拉斯·雷的《兰闺艳血》(In a Lonely Place‎ ,1950)为哥伦比亚赢得了大奖。这是一部非常愤世嫉俗的好莱坞戏剧,鲍嘉饰演的编剧迪克森·斯蒂尔(Dixon Steele)试图在一个道德水平很低的小镇上坚守自己的正直本性,并爱上了劳雷尔·格雷(Laurel Gray,格洛丽亚·格雷厄姆Gloria Grahame饰,这是她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一如既往的,故事中有许多棘手的问题。斯蒂尔有着臭名昭著的坏脾气,一点小小的挑衅就能让他大发雷霆,而且他似乎随时准备对看着不顺眼的人大打出手。在写了几个平庸的剧本后,他陷入了创造低谷,但他需要工作来交房租,于是他同意将一本很烂的小说改编成剧本。由于自己实在读不下去这本小说,他请求米尔德里德·阿特金森(Mildred Atkinson,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饰),一个他经常光顾的夜店中的女孩,用自己的话把情节给他复述一遍。米尔德丽德照办了,迪克森叫了出租车送她回家,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然而第二天早上,米尔德丽德的尸体被人发现,迪克森成了主要嫌疑人。劳雷尔相信他的清白,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并帮他写了一个足以助他重回巅峰的剧本,但迪克森的偏执和不受控制的脾气总把劳雷尔推开。影片结尾,迪克森被证明无罪(米尔德丽德的男朋友,一个看似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被揭露为凶手),但他在劳雷尔的目送下永远离开了她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这部《兰闺艳血》是桑塔纳制作有史以来最好的电影,也被认为是雷作为导演的最佳作品。该片的剧本十分真实,融入了雷和格洛丽亚·格雷厄姆之间真实争吵的话语。格雷厄姆当时还是雷的妻子,但他们的婚姻命悬一线,并且很快就一拍两散。此外,鲍嘉的众多朋友都认为这部电影最接近地描绘了真实的亨弗莱·鲍嘉:浮躁、疑心重、容易生气、才华横溢但忧虑重重。总而言之,这部电影能带来强烈的冲击感和满足感。

鲍嘉为华纳兄弟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尽管他当时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部——是布雷泰格内·温达斯特(Bretaigne Windust)的《神威警探网》(The Enforcer,1951)。这是一部谋杀犯罪片,鲍嘉饰演的地方检察官马丁·弗格森(Martin Ferguson)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让谋杀团伙的头目阿尔伯特·门多萨(Albert Mendoza,埃弗雷特·斯隆Everett Sloane饰)入狱。然而,每个挺身而出的人都相继死去,直到只剩下一个人还能提供证据来定罪门多萨——如果弗格森能保证她活到庭审。导演温达斯特在拍摄初期便病倒了,于是拉乌尔·沃尔什被请来完成这个项目,但他拒绝署名。鲍嘉作为坚定不移的地区检察官的表演完全令人信服,天赋极高的特型演员罗伊·罗伯茨(Roy Roberts)饰演的弗兰克·纳尔逊上尉(Frank Nelson),弗格森的搭档,也为他增色不少。这部电影的看点还有泽罗·莫斯苔(Zero Mostel)在前段的表演以及鲍勃·斯蒂尔(Bob Steele)饰演的冷酷角色,沉默寡言的赫尔曼(Herman),门多萨的另一个手下。

但柯蒂斯·伯恩哈特(Curtis Bernhardt)的《赛洛科死城》(Sirocco,1951)就没那么精彩了,这是桑塔纳的最后一部作品,一部乏善可陈的幸运战士片,鲍嘉似乎疲惫不堪且兴味索然。而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的《截稿》(Deadline – U.S.A,1950)通过20世纪福克斯发行,同样是一部没有说服力的电影。这部新闻题材的影片中鲍嘉饰演埃德·哈钦森(Ed Hutchinson),失败的改革派报纸《当天》(The Day)的编辑,他与诈骗犯托马斯·里恩齐(Tomas Rienzi,马丁·盖博Martin Gable饰)领导的有组织犯罪作斗争。正是在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中,鲍嘉第一次在银幕上暴露倦态。他晚上和朋友一起喝酒,而不是学习他的对白。第二天在片场,他有时会把一个场景磕磕绊绊地拍六、七次,仅仅为了熟悉台词。这很浪费时间、很不专业,完全不是亨弗莱·鲍嘉该有的作风。但时间确实改变了他,让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变得警惕、疲倦和烦躁。

尽管如此,1951年鲍嘉还是迎来了职业生涯晚期最具标志性的电影之一:约翰·休斯顿的《非洲女王号》(The African Queen,1951),与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联合主演。鲍嘉饰演的脾气暴躁的纳特(Charlie Allnut)是东非一艘小汽船的主人,故事发生在1914年,这片领土正处于德国控制之下。查理经常为传教士塞缪尔(Samuel,罗伯特·莫利Robert Morley饰)和罗斯·塞耶(Rose Sayer,赫本Hepburn饰)提供食物和用品,但他们对粗鲁的查理不屑一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士兵烧毁了塞缪尔和罗斯一直居住的村庄,并迫使当地居民参与战争。塞缪尔在被一名德国军官击中后死于高烧,留下罗斯独自一人。查理埋葬了塞缪尔,带着罗斯登上非洲女王号逃跑。但罗斯有自己的计划——即用非洲女王号击沉一艘德国炮舰,这是一场凶多吉少的冒险,查理非常不情愿地同意了。

这部电影大部分是在乌干达和刚果拍摄的,大部分的幽默都依赖于赫本和鲍嘉之间的戏谑,杰克·卡迪夫(Jack Cardiff)精湛的三基彩胶摄影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这部制作成本仅为1万美元的影片一炮而红,首映票房超过10万美元,并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的一致赞誉。鲍嘉也凭借该片第二次被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最初他不太愿意参加颁奖典礼,但当他的名字被念出时,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快步走上讲台,感谢了休斯顿、赫本以及奥斯卡组委会成员。对于许多旁观者而言,这个奖项实际上是在表彰鲍嘉众多的作品——这份姗姗来迟的认可实至名归。

1952年,鲍嘉为美联储债券拍摄了简短的公益广告。该广告由米高梅作为当年7月25-26日的每周新闻片包中的一部分分发给影院。随后,鲍嘉为米高梅主演了理查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的战争电影《战地天使》(Battle Circus,1953)。如今,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鲍嘉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拍那些真正能吸引他的电影。这部影片并非鲍嘉最令人难忘的作品之一,但在1953年,他与休斯顿再聚首,制作了一部着实古怪的惊险喜剧片《战胜恶魔》(Beat the Devil‎,1953),其剧本是休斯顿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一天天磨出来的。这部影片由鲍嘉、珍妮弗·琼斯(Jennifer Jones)、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罗伯特·莫利、彼得·洛和艾华·翁德道(Edward Underdown)共同演绎,但情节完全经不起推敲。影片的海报让人看不出它本质上是对《马其他之鹰》的恶搞,而这正是休斯顿的意图所在,他宣称这部电影是“击败所有影片的大胆冒险”,而不是实际上的,自娱自乐的无聊喜剧。鲍嘉为这部电影投了一些自己的钱,但全都打了水漂;该片的票房表现令人失望,尽管它已经进入公众视线年,鲍嘉在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根据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小说改编的《叛舰凯恩号》(The Caine Mutiny,1954)中扮演了菲利普·弗朗西斯·奎格上尉(Philip Francis Queeg)这一具有挑战性角色。奎格是一个低效且刻板的人,他反复无常、任性妄为地管理着凯恩号,交替下达命令又撤销命令,明明是自己无能却不假思索地指责身边的员工。通讯官托马斯·基弗中尉(Thomas Keefer,弗莱德·麦克莫瑞Fred MacMurray饰)说服史蒂夫·玛丽克中尉(Steve Maryk,范·强生Van Johnson饰)记录奎格的所有违规行为,这最终导致船员们在一场暴风雨中哗变,因为奎格因恐惧而瘫倒,无法指挥这艘船。奎格被带上法庭,在证人席上崩溃,整整五分钟的特写镜头揭示了他病入膏肓的妄想症,而船员们因此被无罪释放。这是鲍嘉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为他赢得了第三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但他输给了出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的《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1954)的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鲍嘉拍摄了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令人愉快的喜剧《龙凤配》(Sabrina,1954),其中他难得地饰演浪漫男主角,与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搭档;约瑟夫·L·曼凯维奇(Joseph L. Mankiewicz)关于演艺行业的悲观影片《赤足天使》(The Barefoot Contessa,1954),与艾娃·加德纳(Ava Gardner)搭档;迈克尔·柯蒂斯了无新意的犯罪喜剧《我们不是天使》(We’re Not Angels,1955);爱德华·德米特里克(Edward Dmytryk)恢弘的宗教史诗《乱世情天》(The Left Hand of God,1955);威廉·惠勒的家庭入侵电影《危急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1955 ),鲍嘉饰演的逃逸罪犯格伦·格里芬(Glenn Griffin)将房主唐·希利亚德(Dan Hilliard,弗雷德里克·马奇Fredric March饰)和他的家人扣为人质,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幕中格里芬被警察杀死; 以及他的最后一部电影,马克·罗布森(Mark Robson)的辛辣讽刺的拳击片《无冕霸王》(The Harder They Fall,1956)。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最后一部电影都是鲍嘉最好的作品之一——对拳击行业欺诈乱象毫无保留的控诉。鲍嘉饰演的运气不佳的体育记者埃迪·威利斯(Eddie Willis)被迫协助腐败的职业拳赛主办人尼克·本科(Nick Benko,罗德·斯泰格尔Rod Steiger饰)将来自阿根廷的托罗·莫雷诺(Toro Moreno,迈克·莱恩Mike Lane饰)塑造成一个现象级的拳击手,而事实上他是个花拳绣腿、几乎没有竞争力的选手,他的所有比赛都是暗箱操作的。托罗本人对这些阴暗面一无所知,深信自己就是拳击场上的致命杀手。最终,托罗遇到了一个不愿遵从财团安排假摔的对手,并被巴迪·布兰宁(Buddy Brannen,由现实生活中的拳击手马克斯·贝尔Max Baer饰演)打得面目全非。

事已至此,托罗迫切希望回到家人身边,他找埃迪帮忙从尼克·本科处领取他的比赛奖金,但却被告知——在从托罗的奖金中拿掉所有必要的扣除后——他的净收入只有49.07美元(其毛收入至少有一百万美元)。“这在任何法庭上都站得住脚”,尼克的簿记员利奥(Leo,尼希米·佩尔索夫Nehemiah Persoff饰)告诉埃迪。愤怒的埃迪把自己2.6万美元的酬金给了托罗,让他飞回阿根廷。尼克很生气,因为他已经把托罗的合同卖给了竞争对手,更没有道德底线的主办人吉姆·韦尔豪斯(Jim Weyerhause,爱德华·安德鲁斯Edward Andrews饰),于是他强行闯入埃迪的小公寓,要求知道托罗的下落。埃迪坦白地告诉尼克,托罗已经回到了南美,他给了托罗自己的2.6万美元酬金,而尼克并不相信。当尼克威胁埃迪时,他回答说自己将写一系列专栏文章,揭露搏斗中的欺诈现象,“如果需要国会来整治的话”。这部电影也是罗布森最好的作品之一;它充实、紧凑,在描绘拳击行业的阴暗面时不留一丝情面。

但在拍这部电影时,鲍嘉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几十年来,他一直抽烟和酗酒。从1950年代初开始,他的咳嗽就是片场挥之不去的问题。他有时会在拍摄间隙或拍摄期间突发痉挛,这迫使他最后几部戏中的其他演员在每次跟他拍摄时都珍惜机会、全力以赴。只要在一个场景的拍摄中鲍嘉能不在痛苦的咳嗽中转身,这个场景就算是拍摄成功。当然,这一切都不会展现在银幕上,因为鲍嘉太专业了。然而,疾病是个不争的事实。1956年,鲍嘉被诊断出食道癌——如果他早点寻求治疗,可能会避免情况恶化至此。当他最终被诊断出来时,癌症已经扩散,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在《无冕霸王》中饰演腐败主办人尼克·本科的罗德·斯泰格对鲍嘉面对死亡不屈不挠的勇气感到震惊。正如他后来所说:

鲍嘉和我相处得很好。他与其他明星不同,其他明星拍特写镜头时,可能会被拆成两个镜头,或者全部被剪掉,但鲍嘉没有这些把戏。他是一个专业演员,拥有高度的权威。他早上9点准时到片场,下午6点准时离开。记得有一次,我在拍摄间隙走去吃午饭,看到鲍嘉在片场。他不该留在那儿的,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工作。我问他为什么还在片场,他说:“他们想重拍我的特写镜头,因为我的眼睛泪汪汪的。”过了一会儿,我拍完后,有人来告诉我鲍嘉的死讯。我感到当头一棒。他的眼睛泪汪汪的,原来是因为被癌症的痛苦所折磨。[xxi]

鲍嘉不是一个方法派演员,尽管在人生最后几年里,他也与不少方法派的演员合作。他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与任何演员合作,只要求他们为这个项目全力以赴。鲍嘉遵循斯宾塞·特雷西(Spencer Tracy)的表演派系:准时出现,知道你的台词,达到你的水准,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实话。在某些电影中,他可能很容易相处——尤其是约翰·休斯顿的电影,因为休斯顿是鲍嘉真正敬畏的人——但他可能很难为像比利·怀尔德这样的导演工作,不同于休斯顿的泰然自若,怀尔德在片场的表现要专制得多。

但即使在鲍嘉被迫拍一部不适合他的,或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电影时,他也总是真诚地表演。他从来没有上过表演课,但他并不需要;相反,他审视自己的内心,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银幕形象,然后在一部又一部电影中追求它,将自己塑造成电影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影坛从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演员,直到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亨弗莱·鲍嘉崭露头角,被公众看到。刚毅,傲慢,聪慧,敏锐,自信,不修边幅;这是公众所熟知和喜爱的鲍嘉。他发明了他自己。在他的艺术中,他的生活和他的匠心完美相融。

今天,亨弗莱·鲍嘉是好莱坞历史上最知名的明星之一。《卡萨布兰卡》的台词“永志不忘”(here’s looking at you, kid)已经成为一句经久不衰的誓言,鲍嘉的电影也经常在流媒体网站、重映剧院和任何能放映电影的地方播放。在他去世大约66年后——鉴于鲍嘉对当今社会的持续文化影响,这个数字似乎是不可能的——他最好的作品仍然历久弥新。为什么?因为即使在他最平庸的电影中,鲍嘉也总是以信念和真实感处理自己的每一句台词,虽然他苦笑着贬低其他演员的表演技巧。

当然,那些调侃都是表象。鲍嘉总是对他的工作非常认真,总是为更好的角色而奋斗,对他的演员同行慷慨大方,并寻找最好的导演和编剧合作。作为第一修正案委员会的一员,他是1950年代为数不多的反对好莱坞黑名单的人之一,尽管当黑名单及其产生的恐惧效应在好莱坞站稳脚跟时,他撤回了自己的反对。鲍嘉一生都在为自己、为他所爱的人、所尊重的人以及他人的权利而奋斗。在他的葬礼上,劳伦·白考尔邀请斯宾塞·特雷西致悼词,但特雷西因过于悲痛而请求约翰·休斯顿代为执行。休斯顿的发言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一个为艺术献出生命的人:

他从不把自己当回事——但他对待工作最为认真。他用一种调侃的、玩世不恭的眼光看待花里胡哨的明星鲍嘉,但用最诚挚的敬意对待演员鲍嘉[. . .]在凡尔赛的每座喷泉中,都有一只捕猎的梭鱼,警示所有鲤鱼保持活跃;没有它,鲤鱼们都会死于过度肥胖。在好莱坞的众多喷泉中,鲍嘉带着少有的喜悦执行着同样的职责。但他的受害者们很少对他怀恨在心,即便有也不会持续太久。他的“鱼鳍”被塑造得只能伤及人们狂妄自大的外在表现,但不会真正造成穿透心灵的伤害[. . .]他是无可取代的。世间再无人与他相提并论。[xxii]

这座英国名城的最幽暗一面藏在一座耗资数亿的新球场里

20轮联赛只取得三场胜利之后,带领球队位居联赛垫底的兰帕德不出意外被埃弗顿俱乐部正式解雇。

本赛季,这只英超百年俱乐部在场内场外,遭遇了各种麻烦,财务危机、管理危机、教练危机、保级危机……耗资5亿英镑修建新球场、梦想跻身英超豪门之列「太妃糖」,在「多重梦想」之下的压力,究竟该何去何从?

蒸汽巨轮曾经从这里一座座码头呼啸着冲向崭新的北美大陆,转头再启航前往黑非洲广袤的土地,在世界地图上画出一个巨大的三角形。烟草、香料、马铃薯等充满异域风情的货物在这里易手,装箱发往命运的彼岸。

不管你喜不喜欢,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贸易商人们积攒下的财富,日后的利物浦也没有将文化向全世界输出的物质基础。香克利、克洛普们举起的每一座奖杯、披头士乐队每一首享誉全球的歌曲,背后都有当年波澜壮阔大航海时代的奠基。

而在利物浦发家年代的1848年兴建,作为见证过默西塞德的荣光和野望一部分的布拉姆利摩尔码头,埃弗顿将计划于2024年投用的新球场建在此地,自然有着浓浓的向城市历史致敬的意味。崭新的球场屹立在风景宜人的水边,比起现在历史悠久但破败的古迪逊公园更能抓住未来文旅产业的想象力。

不过就像「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利物浦城市辉煌过去的背后,也有难以言说的黑暗与肮脏,征服世界的足球和音乐背后有着血腥暴力的人口贸易作为助推力。据统计利物浦共有17个码头以过去的著名人物命名,其中7人与贩奴贸易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前面提到的布拉姆利·摩尔本人则在英国议会已明文废止奴隶贸易后仍涉嫌参与贩卖奴隶。

随着近年来随着国际奴隶贸易博物馆的开张,利物浦这座城市也逐渐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曾经在历史阴暗面中承担的角色。站在码头面向出海口的埃弗顿,在眺望未来的同时也不得不背负起这座城市的过去。而还有谁比布拉姆利·摩尔的家族后人更有资格来调查、梳理,讲述这些并不如烟的往事呢?

玛丽安·金洛奇是披头士乐队粉丝,当她1970年从加拿大访问利物浦时,她最想去的地方是马修街打卡圣地「洞穴俱乐部」。除此之外,她本人也与这座城市有家庭血脉上的联系——一百三十年前,她的曾曾祖父约翰·布拉姆利·摩尔曾是利物浦政坛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

作为港口公董局长,老约翰·布拉姆利·摩尔主持着利物浦的码头向北延伸,这一政绩确保了利物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维持着全球性港口枢纽地位,也让他成功当选市长。

因此在玛丽安旅行期间,处处能看到她祖先的踪迹,包括一个路牌上面写着海军上将纳尔逊、惠灵顿公爵和布拉姆利·摩尔的名字。「我当时心想,曾曾祖父竟然能和这种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

当看到马路对面的布拉姆利·摩尔酒吧时,玛丽安再也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自豪地向当地人透露,这个古老的酒吧是以她远房亲戚的名字命名。

玛丽安是个足球迷,曾因尼克霍恩比的《极度狂热》对阿森纳产生兴趣。当玛丽安听说埃弗顿新球场将搬到以她祖先命名的码头时,她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并为此激动不已,她也想过是否会得到俱乐部的邀请参观新球场,甚至观看一场比赛。

在那次旅行中,一位堂兄给了她一本可以追溯到1831年的日记,它属于约翰的兄弟约瑟夫·布拉姆利·摩尔。日记里约瑟夫将约翰描述为一个仁慈的小伙子,并且记录布拉姆利·摩尔家族代代相传的那个故事:约翰如何说服了阿尔伯特亲王(维多利亚女王丈夫),在利物浦建造一个比阿尔伯头更著名的码头,最终这个新码头以约翰的姓氏命名,至今仍作为旅游胜地蓬勃发展。

至于约瑟夫日记中隐约提到奴隶的段落,则没有完全引起玛丽安的足够注意。此前她曾在互联网上查看过有关约翰在1850年代某个时候试图成为议员时候的事情。当时有人指责约翰是奴隶主,但他否认了这一点。玛丽安顺嘴向她女儿弗朗西斯提到了这一发现,她也一直很纳闷为什么家族的纹章上有两张黑脸,自问「这里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吗?」

这些想法在她脑海中一直没有停留太深,直到她在网上读到由杜伦大学历史学家乔·穆尔亨博士撰写的博客文章,其中详细描述了约翰是如何从奴隶主生意中获利的。尤其在英国法律禁止贩奴贸易很久之后约翰仍然继续经营。玛丽安觉得「这就像读一本恐怖书,而且情节越来越糟了」。第二天早上,她给姐姐海伦打电话宣布了这一「坏消息」。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玛丽安努力回想了很多关于她家庭的往事,在推测家里长辈是否知道约翰的事迹并且努力掩盖。「我总觉得我妈妈很可疑,她把约翰的职业生涯描绘的很干净,把他描述为一个慈善家和虔诚的基督徒。」

穆尔亨在2021年发表的这篇博客文章让人们开始了解约翰·布拉姆利·摩尔在巴西的生活。穆尔亨在约瑟夫日记的副本发现了一些段落表明,约翰曾将一名逃亡的奴隶追至附近的城镇并重新抓回来。

穆尔亨的文章引发了埃弗顿球迷群聊、社交媒体和留言板上的大量讨论。人们倾向于认为,俱乐部需要以某种方式直面新球场所在地址背后的沉重历史。从古迪逊公园搬到新球场距离现在还有两年时间,但埃弗顿长期以来一直在与地方当局就如何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合作。

利物浦作为一座城市,也在面对自己的过去,城里17个以名人命名的码头中,有7个名字与奴隶贸易有关,换句话说利物浦就是在一小部分黑心商人压榨奴隶血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不过长久以来官方一直在回避这个冷酷的事实,直到2007年国际奴隶制博物馆在利物浦开幕,人们才才第一次有机会得到正确的历史教育。

从那时起,许多以奴隶主和商人命名的街道都被加上了附有详细说明的牌匾,其中最经典的例子是关于一首披头士乐队的著名歌曲Penny Lane。目前人们认为这条小巷是以利物浦商人詹姆斯·彭尼(James Penny)的名字命名的,而彭尼对奴隶贸易的商业利益非常执着,以至于他在英国议会中冒着巨大反对声浪也要站出来支持继续奴隶贸易。

奴隶制并不像今天的一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在当时那个年代被习以为常。废奴运动历史表明,当时许多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大感震惊,推动英国法律在1833年完全禁止贩奴。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约翰继续从这门生意中获利。「在任何历史背景下,奴隶贸易和奴隶制都是站不住脚的」玛丽安坚持说道, 「我很害怕我会情不自禁地作出尴尬蹩脚的尝试来为约翰的所作所为辩解,但当我读到穆尔亨的文章时我意识到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1840年代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主持下对码头进行扩建,利物浦也许不会发展成为全球性海运枢纽。也许没有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埃弗顿、利物浦两家伟大的足球俱乐部也不会在这之后成立。

这触及了利物浦灵魂中最幽暗的一面,没有像布拉姆利·摩尔这样的野心家,它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就。虽然它不能也不应该以任何自豪的方式表彰约翰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但它应该诚实地面对历史。

要记住,布拉姆利·摩尔们始终是为自己考虑的。正如他在1828年决定前往巴西时并没有考虑利物浦的需要一样,20年后启动向北推进码头的工程也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充实自己的腰包,并将他送入政治生涯的巅峰。在就任市长期间,他为利物浦人民的福祉几乎没做什么贡献。

像约翰这样的年轻人孤身闯荡巴西,为何能够很快赚到很多钱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在拿破仑入侵葡萄牙时,该国王室在英国皇家海军的保护下越过大西洋逃往殖民地巴西。因为有着保护国的地位,英国政府积极参与巴西争取从葡萄牙手中获得自由的过程,使得英国被称历史学家为「巴立的助产士」。

最初葡萄牙人同意开放巴西港口进行对外贸易,于是从1808年开始大量英国商人涌入,其中许多来自利物浦。在约翰抵达巴西时,英国的纺织品等行业从葡萄牙手中刚获得优惠的贸易关税开放条件,虽然这意味着英国被允许以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好的条件向巴西进口纺织品等商品,但英国也因此也不得不承诺打击奴隶贸易。

不过政府的打击并不能斩草除根,只是让当时全球奴隶贸易最兴盛的巴西在从事这些勾当时更费周折而已。一些巴西内陆腹地的商人将从英国进口的货物重新出口一遍以换取奴隶。

与此同时,英国商人虽然难以直接从事贩奴业务,但他们仍然想尽办法活跃在这条产业链的上游赚大钱。比如一些英国公司专门从事供应,这些后来不仅用于奴隶贸易,而且还用于巴西国内的多场战争。虽然在1830年时英巴条约就把奴隶制定为非法,但直到1839年,约翰和他的同伴还在公开支持葡萄牙贵族平托·达·丰塞卡,后者甚至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二大奴隶进口商。

由于英国法律并没有直接禁止巴西人贩奴,有实力的英国商人就为巴西奴隶贩子们提供船只租赁和金融信贷支持。比如约翰和另一名商人拥有一艘名为圭亚那的船只,从利物浦航行到巴西,然后被当地著名的奴隶贩子租用。这艘船在将烟草和酒精运送到非洲的路上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

穆尔亨表示:「这是英国海军在大西洋航线上拦截贩奴等海盗行为的一次重大收获,说明约翰从中获得的回报一定是巨大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说布拉姆利·摩尔家族与奴隶贸易之间有着最可证明、最直接的联系。其他英国商人可能也有类似的联系,但他们的船只没有被俘。」

穆尔亨坚信约翰非常接近巴西奴隶制的核心地带。尽管他的兄弟约瑟夫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善良而宽厚的奴隶主人」,但约翰对逃亡奴隶的追逃等行为表明他不是。

尽管约翰的丑闻已经出现在英国议会文件中,但这并未影响布拉姆利·摩尔的崛起:两年内他被任命为市议员,并成为利物浦市长。利用职权之便他大力扩建码头,让像他这样的商人可以拥有更大的船只、运送更多的货物。约翰的商业成功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让他的后代在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等地开枝散叶。

约翰本来的姓氏只是叫摩尔,在他已经成为大富豪的1840年代,他为了在海外商业往来中显得「更有英国贵族范儿」改成了布拉姆利·摩尔的复姓格式。由于约翰的巨大财富并没有传承过三代就泯然众人,这个一度显赫的姓氏也在英国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直到学者最近的一次恍然大悟,才让这位19世纪的风云人物重见天日。

在利物浦市中心以南的圣迈克尔教堂墓地后院有一个土堆,下面埋着一块混凝土板,上面刻着约翰·摩尔的名字。但教会一直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约翰并不是登记在册的教区信众,这也让约翰后人重新审视他是否像传说中的那样虔心信教。

历史学家瓦莱丽·杰克逊曾在2010年对修缮过的教堂墓地进行了一次调查,尽管常年的风霜破坏让铭文变得更加难读,但记录证实了这位约翰被埋葬在316、317或318号墓碑位中的一个,其他一些家庭成员也在约翰身旁的位置安息。

然而直到最近,当一位当地历史学家撰写关于埃弗顿的文章时,这个名字的意义才突然被人领悟。瓦莱丽·杰克逊和那位同行约在利物浦的圣公会大教堂见面「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哦天哪,我们的墓地里躺着约翰·布拉姆利·摩尔。」

有一段时间,圣迈克尔教堂是利物浦富裕家庭的首选安息之地。它建于1815年,由十几个出资人资助,这些出资人都有相似的商业背景,并且在码头贸易中发财后都被吸引到艾格伯斯等富裕的郊区。在约翰死后,他的儿子亚瑟继续为教堂捐了一大笔钱,购置了新的管风琴。

引发人们激烈讨论的一点是:约翰·摩尔在1835年回到英国后不久就购买了这片墓地。他在1840年代改姓氏,1886年才去世。那为何在墓碑上的姓氏还是几十年前的单姓摩尔?这仅仅是简单的文书错误,因为他忘记更新在教会的登记信息吗?亦或许这是他的「金蝉脱壳」之术,试图引导人们不再关注他的过去,让他在死后能获得安宁?

在富商云集的艾格伯斯郊区以北,过去300年中托克斯特斯地区形成过一个庞大的黑人社区,公园路将该地区一分为二,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居住在靠近河流的地方,而格兰比三角地区的种族更加多样化,由于其邮政编码在当地也被称为L8。

住在L8的居民中很少有人(甚至可能一个也没有)是奴隶的后裔。曾经有一些奴隶抵达利物浦的记录,但利物浦的黑人人口绝大多数是自主选择来到这里的。特别是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说服德比郡伯爵出售几英里的海岸线供其扩建港口后,利物浦的人口流入迅速增长。

但由于此前任何展示利物浦历史的博物馆中都没有提及约翰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利物浦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甚至黑人社区中一些最有学识的领导人也没听过这个名字。

事实上,L8曾是一些英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种族骚乱的发生地。1981年夏天,当保守党部长迈克尔·赫塞尔廷试图平息当地抗议时,如今L8地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乔·法拉格就在房间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房间是王子路一座巨大豪宅的地下室,该豪宅曾经属于利物浦的一位贸易商人。

法拉格的父亲从靠近苏丹边境的一个埃及沙漠村庄来到利物浦,而他母亲在兰开斯特郡的家族是新教徒,最早来自爱尔兰。法拉格认为,1981年发生的事既是种族骚乱,也是经济骚乱。码头经济倒塌后,利物浦的失业率接近最高点,黑人社区也受到警察的暴行影响,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法拉格的「避难所」是古迪逊公园,尽管它对黑人来说也从来没有那么安全。他之所以成为埃弗顿人,是因为他的祖父拉姆齐过去每周六下午都会在广播中收听赛马。当他在广播中听到埃弗顿赢得联赛冠军时,法拉格就想看看古迪逊是什么样的。

每当他访问埃弗顿所在的沃尔顿区时,他是非常显眼的少数派。毕竟这是利物浦的一个传统悠久的白人工人阶级地区,种族主义不仅针对对手球员,就连埃弗顿的第一位黑人球员克里夫▪马歇尔也深受其害。但无论如何法拉格坚持了下来,找到了亲密的朋友,直到今天仍然和他们一起看球。

在1980年代后期一部关于足球种族主义的纪录片播出后,法拉格收到了俱乐部老板约翰·摩尔斯(与摩尔无亲属关系)的来信,承诺在俱乐部层面做出改变。法拉格向摩尔斯建议,他在利物浦的生意应该尝试雇用更多的黑人。

在此前英超埃弗顿与曼联的比赛之前,主场看台缓缓展开一副庆祝俱乐部六名最著名黑人球员的横幅。法拉格承认,在40年前这样的姿态是不可想象的。图片来源:Offside

法拉格相信埃弗顿明白传承伴随着责任,他也赞同俱乐部的立场,认为抹掉布拉姆利·摩尔码头原来的名字,将对未来的历史教育产生反作用。

事实上,法拉格在听到在码头修建博物馆的潜在提案时感到备受鼓舞,计划中博物馆的一个区域会详细介绍码头的完整发展历程,还有一条「遗址小径」将体育场与城市的其他部分连接起来,并且保留与奴隶制历史相关联的印记。

「重要的是要保留这里的原始名称并附上准确的历史,」法拉格说道,「试图隐瞒或者篡改已经发生的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因为如果人们不学习历史,就有可能重蹈覆辙。」

目前埃弗顿在品牌推广方面比以往更加谨慎,俱乐部现在将新球场称为埃弗顿体育场,并在8月通过官方社交平台使用这个名称作为发布新球场进度的账号名字。法拉格认为,新球场没有赞助商或长期名称的时间越长,布拉姆利·摩尔就越有可能在球迷口中成为这个球场的代名词。

种族主义现在在默西塞德郡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不像以前一样在足球场看台上公开大规模爆发。当年约翰▪巴恩斯成为利物浦俱乐部签下的第一个黑人球员时,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在Kop看台的墙上留下了警告。当他在古迪逊公园踢球时还踩到了从人群中扔出的一根香蕉。

上赛季两名布伦特福德球员表示,他们在古迪逊公园遭到种族歧视。埃弗顿官方账号在回应客队黑人前锋伊万·托尼的帖子时写道:「在足球场或社会中都没有种族主义的容身之地,我们正在协助默西塞德郡警方以确保识别并妥善处理此人。」

今年早些时候,一名埃弗顿女球迷因对伯恩利的德怀特▪麦克尼尔使用种族主义语言而被暂停季票,并被禁止进入足球场三年,后者后来转会成为埃弗顿球员。

法拉格说,虽然许多公众对黑人的态度变得更加进步,但上面这些例子表明英国足球仍在与种族主义作斗争。考虑到埃弗顿的悠久历史和新球场庞大规模带来的媒体关注,埃弗顿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领导利物浦的种族问题大讨论。

在现实的商业和社会环境下,要开这个先例并不容易。埃弗顿网站上的一篇报道曾详细介绍了这个拥有5.2万个座位的新主场将如何「向过去致敬」。这篇文章通篇在讲球场所在码头原址的历史遗产,但却没有提到布拉姆利·摩尔与奴隶制的联系。

不过这并不只是埃弗顿官方在避重就轻,从历史上看要想正面揭露奴隶贸易的黑暗面绝非易事。在约翰·布拉姆利·摩尔86岁去世时,利物浦信使报将其描述为「与贸易港口早期发展有关的那些老利物浦商人之一」,但完全没有提到他在巴西的任何活动。同样在2018年利物浦回声报也没有提及他与奴隶贸易的联系,只是聚焦于他1400万英镑的庞大个人财富。

甚至早在1901年,成为一个有头有脸人物的约翰,在《国家传记词典》中拥有一个个人条目的时候,而该词典也只是他简单地定义为「一个到巴西从事贸易的年轻人」。

「这种描述似乎无伤大雅、人畜无害,除非当你知道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上,巴西接收的非洲裔奴隶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历史学者穆尔亨说道。

直到1888年巴西才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彼时世界上超过45%的奴隶已经登陆该国。在约翰搬到利物浦很久之后,他们继续在巴西这片土地上劳作。而约翰则摇身一变成为巴西最大的咖啡出口商之一,终究还是通过他人的血汗和苦难发展出另一个全球性产业。

利物浦当地的批评杂志《豪猪》曾经研究表明,多年来约翰担任公职期间「对当地事务的关注非常懈怠。」利物浦议事厅的目击者称,约翰神情自满,宁愿与朋友们懒散地聊聊生意和八卦,而不是关注正在讨论的公共事务。况且他经常离开自己的岗位,不为选民提供任何服务。当地媒体曾评论说,一个正值壮年的人不能指望被允许保留他没有好好利用的荣誉和职位。布拉姆利·摩尔先生无论是通过工作、议会辩论还是投票都没有为利物浦大众做任何事情。

对约翰来说,他唯一投入精力维护的公职可能是利物浦巴西商会的主席了,这个职位让他能够施加影响,减少糖和咖啡的关税,而这两者都是他的主要进口生意。和里根时代经济学观念不同,约翰这样显赫一时的商人积累的天量财富并没有转化为利物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几乎没有自上而下财富溢出的“涓滴效应”,也没有公益性的私人投资。当一个有钱人表现出慈善意图时,只是因为建造学校或医院会让他们接触到有影响力的主教或伯爵。

《豪猪》杂志声称,这个贸易商群体应该做些有益于大众的伟大事业,利物浦本该成为一个壮丽的地方。然而他们什么都没做,城市始终丑陋、不宜居、无足轻重。

码头是利物浦人唯一可以真正引以为豪的东西。然而从19世纪到现在,即使它是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港口,同时它也是最贫困的港口之一,只为最富有的少数人提供服务。

埃弗顿这样一家「人民的俱乐部」,要在一两百年前举世瞩目的码头旧址上建立一座新球场,也许正是利物浦这座城市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绝佳时机。

周日丶欧青赛挪威U21对战法国U21

欧青赛D组的比赛即将来临,挪威U21和法国U21将在争夺中斗智斗勇。作为小组自由人,挪威U21在首场比赛中输给了瑞士,虽然他们在比赛中表现出色,但是他们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失利。现在,他们必须向前看,巩固上一场比赛中表现的优势,并尝试在下一场比赛中抓住机会获得胜利。而法国U21则在首场比赛中以2:1的比分战胜了意大利。现在,他们已经获得了3分,并且以小组第二名的身份前进。

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亚盘和欧盘赔率等级大致相同,法国U21作为客场球队,目前的赔率处于优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挪威U21没有机会,特别是当他们发挥出色时,比赛的结果胜负难分。值得注意的是,挪威U21的防守表现非常出色,虽然他们输了比赛,但是他们只失去了一个进球。法国U21在进攻端表现得相当积极,但是在防守端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们在上一场比赛中吞下了一个进球。

两个团队都有值得注意的首发阵容,并且都有一些非常有能力的球员。挪威U21防线上的西弗特·赫格海姆·曼斯维克和马克斯·克里斯坦森都是非常出色的球员,能够保护他们的球门不失。法国U21的尤利安·凯夫兰·图拉姆和阿诺·穆因加则在进攻端表现出色,他们的速度和技巧可以对对手防线造成巨大的威胁。

最终的胜利将取决于哪支球队能够更好地掌握比赛节奏和控制球。然而,这一场比赛将肯定是一场激烈的对决,两支球队都有实力,都渴望前进。总的来说,我们相信法国U21,在这场比赛中将会给挪威U21带来很大的压力。而挪威U21需要保证自己在防守端的表现,同时把握住机会,更具侵略性地打进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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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爷24岁嫩模女友炸街!大孔渔网衫展曼妙身姿卡戴珊真的比不过

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巴西模特朱莉娅瑙鲁( Juliana Nalu )出现在西好莱坞德里拉)街,和朋友一起参加派对。

现年24岁的朱莉安娜这天下定决心要炸毁街道,穿着带有大洞的渔网衬衫,不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将曼联的姿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腿脚有点笨拙的黑色中筒皮靴也是说唱歌手坎韦斯特(侃侃而谈)的女朋友,展现了她的另一个身份。

当天早些时候,朱莉安娜被拍到在餐厅吃饭,侃侃而谈。 只是,饭后,两个人前后出来了。 很少拍到“甜蜜”的镜头。 我不知道是有意回避,还是当时感觉不太好。

在与现年45岁的侃侃而谈交往之前,朱莉安娜并不怎么有名。 她的外形很有魅力,但在洛杉矶的时尚圈里,也有很多像她一样的姑娘,要成名并不容易。 换句话说,小网红很简单,但偶尔出现在“街拍”上很难。

也许“金钱能发光”,但以侃侃而谈的原创时尚品牌为原型后,朱莉安娜赢得了侃侃而谈的关注,并成功为她“提拔”。

至于是不是所谓的真爱,也许没有必要考虑。 说起来侃侃而谈在离婚后,已经和几个女朋友交往了。 其中,朱莉娅福克斯的成就最大,她从无名演员一跃成为时尚界的焦点,不时侃侃而谈。 即使两个人也是两个月的时间。

朱莉安娜的将来会怎么样,外界不知道,但当然也需要她自己的努力。 像朱莉娅一样,不在意别人说什么,以侃侃而谈的交往为“垫脚石”,飞跃成为“Flowstar”。

看朱莉安娜现在的样子,她也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在服装方面的勇气毫不逊色于“前辈”朱莉娅,显然更胜一筹。

从背影来看,朱莉安娜真的太惹眼了,只能说不管金卡戴珊怎么改造,都无法和她相比。 而且,在巴西的“贫民窟”出生的朱莉安娜被认为都是纯天然的。

去参加派对的朱莉安娜,她的男朋友并没有侃侃而谈,而是一个留着卷发的男人,形影不离地跟在她身边。 这个男人多次出现在朱莉安娜的身边。 我恐怕是助手。

犯下对犹太人的罪行后,埃隆马斯克也在推特上侃侃而谈地说“请回去”。 他似乎很高兴,继续发了两条推文。 第一个是“测试、测试,看看我的推特是否顺畅”,第二个是希伯来语的“Shalom”,据说这个词包含了“和平、和谐、繁荣、和平”。

侃侃而谈或许是想挽回,但还是出言不逊,结果财富值大幅度下降。 但是,作为精明的商人,是不会就这样输的。

在与前妻的关系处理上,侃侃而谈的态度也不太好。 他想就四个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与金姐“竞争”,但无故缺席了证词会。 结果,他可能失去对孩子的监护权,最终42岁的金姐姐有可能获得对孩子们的完全监护权,这也是她想要的。

金先生和侃侃的四个孩子分别是9岁的西北小姐、6岁的圣小姐、4岁的芝加哥小姐和3岁的赞美诗。

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缔造者:纵横古代世界的亚美尼亚国际商团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亚美尼亚人自古典时代起就立足于高加索以南的山麓之间。历史上的他们,曾经是抵抗军国主义帝国的钉子户,也曾将自己变为跨域地区的霸主。但在更多时间里,他们都是被强邻压制的弱邦。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亚美尼亚人还曾建立过纵横几大洲的国际化商业团体。他们依托古老的贸易路线,表现远比同为精明商人群体的犹太人更强势。正是他们的厚积薄发,缔造了传统丝绸之路的最后辉煌。一些人还成功与欧洲主导的近代海洋贸易网合流,将自己的辉煌延续到更远的边疆。

自诞生之日起,亚美尼亚地区就注定不会与国际贸易无缘。由于正好位于欧亚交际处,青铜时代的当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移动走廊。山地间的小片平原或牧场,则为贸易据点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尤其是在原始印欧人开始四处扩散的年代,亚美尼亚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印欧人扩散到小亚细亚、欧洲、两河流域北部、大伊朗地区和东方世界的十字路口。也是向西迁徙到安纳托利亚的印欧分支–赫悌人,用武力迫使原本较为分散的亚美尼亚人组织起自己的国家。但这只是亚美尼亚在之后2000多年里不断对抗各大帝国侵蚀的开始。历代亚美尼亚人都深受其害,却也在其他方面因祸得福。

公元前9-8世纪,还被称为乌拉尔图的早期亚美尼亚国家,就不断遭到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进攻。亚美尼亚本地的丰富矿藏和高山牧场,不断吸引着当时世界上最大可怕的军队前来攻城略地。也是由于亚述人的扩张,一些商人开始将贸易路线转向北方的乌拉尔图,间接促进了亚美尼亚地区的发展。但这些收获还是没有能让他们在亚述人的铁蹄下幸免。相反,来自南方的贸易中断,也伤害着当地的整体实力。这就让一直蜗居在高加索以北的辛梅里安人与斯基泰人,也有了南下劫掠的机会。

好在,这样的混乱前很快由东方杀到的米底帝国终结。以今天伊朗北方为京畿重地的新帝国,总体上对各地方施行宽松的自治模式。亚美尼亚人在获得更多自由之际,也借着米底人的扩张打通了连接欧亚大陆两头的东西方贸易通道。尽管米底的霸权在不久后又落入了波斯之手,但较为宽松的制度还是得到了延续。波斯人会将具有王室血统的贵胄派到当地担任总督,但也不会棒杀亚美尼亚本地的大小贵族。亚美尼亚人则信奉着波斯人的拜火教,学习波斯人的军事技术,并通过帝国的王家大道与外部世界保持联通。

公元前4世纪,亚美尼亚总督因波斯帝国内乱而成为了新的万王之王。这就是后人非常熟悉的“软蛋君主”–大流士三世。亚美尼亚人也在著名的高加米拉战役中,派遣了大批铁甲骑兵参战,为确保自身繁荣的霸权尽了最后一份力。随后,原本就被波斯人保留的各级地方权力系统,迅速成为了新的亚美尼亚王国。他们顺势加入了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并因为希腊人的忽视而获得了大于波斯时代的自主权。

尽管希腊化时代的东西方贸易,较之波斯帝国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但亚美尼亚人却在希腊化时代的晚期,选择了强势的帝国路线。尤其是在提格兰二世治下,他们利用帕提亚帝国提供的巨额资金,发兵征服了众多周边区域。不仅向西进入了安纳托利亚东部,还向北控制了整个高加索山脉,向南抵达叙利亚北部。

大量的移民开始定居在小亚细亚半岛南部的乞里西亚海岸,并将当地变成了仅次于本土的小亚美尼亚地区。这样,亚美尼亚人就开始有了进入地中海的港口,并进一步拓展着自己的早期贸易网络。

由于亚美尼亚的这次扩张,为他们引来了逐步渗透向地中海东部的罗马人。在名将卢库鲁斯的率领下,几万罗马军团便将进行了总动员的亚美尼亚大军击溃。提格兰二世被迫吐出了全部征服所得,也将大量人口留在了乞里西亚海岸。亚美尼亚自此再也没有以强国身份出现在后来的历史上。随着罗马与帕提亚瓜分了西亚地区的势力范围,亚美尼亚本身也成为了两大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一些战乱往往从那里开始,也在涉及他们命运的协议签订后结束。

亚美尼亚在这个阶段,依然受惠于东西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虽然罗马一直尝试从埃及出海,避开几乎达3/4的陆上丝绸之路。但有限的商船运载量,不可能包揽国际贸易的绝对大头。

因此,亚美尼亚人的十字路口角色,还在为他们增加商业收入。通过一些知名度极低的路线,商团可以从亚美尼亚山区走高加索进入由贵霜帝国控制的河中地区。这条线路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可以避开不断增加过路费的帕提亚人。因此,帕提亚帝国在力所能及之时,都会派出王室成员到当地担任属国君主。

由于罗马、亚美尼亚与贵霜帝国的共同努力,帕提亚帝国逐渐因军事压力和财政缩水而崩溃。乱世之中,来自波斯本土的萨珊王朝强势蹿起。面对这个明显比过去历代伊朗帝国都要暴虐的新主,亚美尼亚人通过贸易路线接洽了东方的贵霜帝国。双方达成了一个共同反抗波斯的军事同盟。然而,在对阵武器与技术更先进的波斯军队时,这个脆弱同盟被打的一败涂地。亚美尼亚全境几乎都落入了萨珊王朝之手。

至此,亚美尼亚进入了一个历史的黑暗期。萨珊帝国为垄断东西方两头的贸易,在叙利亚、中亚和印度洋等方向上四面出击。亚美尼亚人为了波斯的同化政策,转而开始大量信奉基督教。虽然有部分地区选择了亲波斯政策,但占据更多地区与人口的西部依然紧跟罗马。这种时常激化的对立,自然不利于亚美尼亚人的国际贸易发展。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实际上已经步入了艰难而痛苦的转型期。

亚美尼亚在古典时代后期开始了大规模转型,但路线与对象并不统一。起初,部分人选择了军事贵族路线,成为了罗马和波斯军队中的重要助力。这让来自亚美尼亚的士兵,在两个帝国军队中扮演了超过先祖的要紧地位。

在西方,亚美尼亚人长期就是罗马帝国辅助军成员。但在先前,主要都是留在乞里西亚地区的小亚美尼亚人,以标枪兵身份为宗主作战。随着部分西部省份落入罗马之手,开始有不少人成为了改革后的罗马正规军成员。相比已经严重腐化堕落的欧洲城市居民,亚美尼亚山区的兵源质量更佳。相比经常与希腊-拉丁文化显得格格不入的日耳曼系部族,亚美尼亚人因接受的希腊化熏陶与基督教影响,被视为可以直接打交道的文明人群。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美尼亚籍士兵竟然成为了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主力。一些人更少靠此平步青云,成为类似希拉克略这样的军人皇帝。这可比那些默默无闻做生意的商人,看上去要成功的多。

在东方,亚美尼亚人的罗马化特色,也让其成为了萨珊波斯军队里的可靠步兵。由于萨珊军队的大部分主力都骑兵,所以在步兵部队方面存在和罗马对手的巨大差距。相比来自两河流域的村级动员步兵,亚美尼亚士兵的战斗力和专业水平都高出不少。相比来自里海南岸的山地部族,他们也是更加可靠和易于指挥的军事力量。

所以,亚美尼亚士兵不仅成为了波斯人控制当地的治安力量,也成为了帝国远征东部战区时的步兵主力。他们同样在历史上留下更多蛛丝马迹,让做商人的同胞们几乎没有了史籍上的位置。

公元7世纪,两股新势力的抵达,让亚美尼人在自己的转型之路上做出了重要选择。在最后一次拜占庭-萨珊战争中,希拉克略引入了数次被波斯击败的突厥集团。突厥人成功攻破了高加索南部的一些波斯军镇,并为亚美尼亚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的北方路线。不久,信奉的阿拉伯人在南方壮大起来。他们将拜占庭势力逐出叙利亚,并摧毁了整个萨珊帝国。亚美尼亚也在稍后成为了巴格达哈里发的一个北方省份。

由于阿拉伯帝国并不主张大规模改宗基督教人口,亚美尼亚人便依靠有经人的身份,开始学习在新的帝国秩序内生存。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完全可以顺着阿拉伯征服者的军事开拓步伐,向东抵达中亚或向西进入北非。这个进程在偏向波斯文化的阿巴斯王朝建立后,又得到进一步提速。

有大量的亚美尼亚商团离开家乡,将自己的立足点改到了巴格达、大马士革、阿勒颇、巴士拉和开罗等商业重镇。他们已经倚重了近千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与海上通道完成了第一次完美对接。所以,哪怕是巴格达的帝国势力衰微,也不影响散居各地的亚美尼亚商团活动。这就给亚美尼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眼光。

随着商团外迁的还有众多坚持走雇佣军路线的士兵。来自北部山地的他们,显然无法像希腊人或波斯人那样,在哈里发等君主的宫廷内坐而论道。但却可以用自己的武力,成为统治者保护自身安全的外籍部队。所以,当众人皆知的突厥奴隶兵在西亚各地扩散时,亚美尼亚佣兵也可以在两河流域、叙利亚或埃及的政权内找到工作。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辈们的亲罗马技术传统,为许多统治者维系着一支随时可以调动的拜占庭式军队。随他们一同移动的,自然包括了众多家眷和商贾。一些亚美尼亚教士和医生,也会在诸如开罗的宫廷内收到欢迎。

但当历史进入公元的第二个千年后,亚美尼亚人又遭遇了新一轮的黑潮袭击。首先是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在1018年攻入复国不久的亚美尼亚境内。他不仅废黜了亚美尼亚王室,还出于防范考虑而将全国各地的要塞和城墙拆毁。许多本土军队也在拜占庭人的武力胁迫下,宣告解散。

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不设防状态,引来了塞尔柱突厥势力的大举入侵。许多居民在这场浩劫中丧命,整个亚美尼亚也因此元起大伤。一些流亡者便翻山越岭,来到了位于乞里西亚的小亚美尼亚避难。始作俑者拜占庭,也在1071年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被重创,进而不得不放松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管控。小亚美尼亚地区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可能。

1096年,节节败退的拜占庭皇帝,选择招来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十字军为自己收复失地。以乞里西亚为核心的亚美尼亚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

尽管三方都很讨厌信仰异教的突厥敌人,但新来的十字军很快就发现亚美尼亚人比拜占庭希腊人更像是盟友。当拜占庭不断在十字军身后喊口号,却不出兵增援也不好好提供补给的同时。亚美尼亚人却为十字军提供了几乎所需要的一切。从情报、水源、口粮到辅助部队,应有尽有。亚美尼亚人的商业网络,在这方面表现不俗。

稍后,法兰克人不仅在亚美尼亚人口居多的埃德萨建立了第一个十字军小国,还直接将整个小亚美尼亚王国也拉入了天主教世界。一名为突厥军阀服务的亚美尼亚弩炮军官,更是背弃旧主,帮十字军拿下了难以攻克的安条克城。

作为回报,随着十字军一同前往东方的意大利商船,开始频繁光顾亚美尼亚人的海岸。他们从海上而来,与亚美尼亚人依然活跃的内陆贸易网合作,成为了垄断东方货物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努力也使原本更加繁荣的黑海-第聂伯河贸易衰败,进而促成了北方的罗斯人进入了群雄相争的城邦时代。

当然,亚美尼亚人选择倒向十字军的后果,并不总是那么美好。在乞里西亚与埃德萨的贵族,开始将自己变成西欧式的封建领主时,还有很多同族人生活在世界。由于十字军战争爆发,突厥领主开始迫害和亚美尼亚人。入主开罗的库尔德军阀萨拉丁,也在夺取了法蒂玛王朝的大权后,清洗了为前朝君主服务的亚美尼亚雇佣军。

轰轰烈烈的十字军东征运动,很快因为这些世界的强势反击而陷入低谷。亚美尼亚人的陆上贸易网络,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损失。这就让他们急需新的外力,来帮助自己打破桎梏。

1254年,蒙古帝国的扩张已经影响到了大半个欧洲大陆。富有世界眼光的亚美尼亚人,不可能不清楚其背后的巨大机遇。国王海屯一世,从乞里西亚海岸的宫廷出发,去往远在蒙古高原的哈尔和林朝拜。至此,亚美尼亚人就成为了蒙古世界新秩序内的积极参股者。他们的贸易网络也因此获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

随着蒙古驿站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亚美尼亚商人可以凭借帝国的保护,从地中海一路走到太平洋海岸。他们不仅在沿途的中亚城市建立了商行,还成功的将分支机构设立到了哈尔和林、元大都、扬州、杭州、泉州和广州。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众多小小的亚美尼亚社区与基督教教堂。他们往往“隐藏”在众多色目人的同类社区之间,却为后世学者留下了足以证明自己独特身份的文物痕迹。

很多人亚美尼亚商人反复使用着《马可波罗游记》中的经典路线,从波斯的大不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出发,再由从泉州或广州起航的商船返回波斯湾等地。在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几乎没有第二个族群可以像亚美尼亚人这样,享受如此之多的帝国红利。

不过,为了获得这些商业利益,亚美尼亚人也需要用铁和血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蒙古西征军的中东攻伐过程中,始终活跃着数量不等的亚美尼亚仆从军队伍。相比很多只是承担侦查与骚扰任务的突厥系轻骑兵不同,亚美尼亚的西欧式军队往往被蒙古将领委以重任。他们是摧毁巴格达的围城步兵和工程师,也是在艾鲁贾之战中为蒙古人冲锋陷阵的精锐重骑兵。当蒙古帝国的扩张浪潮逝去,亚美尼亚人还是坚定的站在十字军与伊尔汗国一边。在蒙古人同埃及马穆鲁克的历次大战中,都会有来自乞里西亚的亚美尼亚骑士参战。

14世纪,由于马穆鲁克骑兵的压制性优势与埃及的新王朝步入极盛期,以乞里西亚为主要基地的亚美尼亚人开始遭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在伊尔汗国与十字军的力量被从西亚连根拔除后,埃及的奴隶大军也开始兵临伊苏斯隘口以北地区。失去所有外援的亚美尼亚人,最终成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北方边疆。

但马穆鲁克也只是在主要城市内驻军,而不会因为战时成见而破坏他们的商业活动。亚美尼亚人便在埃及军队的监视下,重新恢复自己的贸易网络。他们也经常与退守塞浦路斯的十字军余部合作,靠着威尼斯来的商船继续商业运维。那些在亚美尼亚本土、安纳托利亚、中东各地残留的移民团体,很自然的被这股春风给重新激活。不过,还是有很多流亡者在埃及控制区以北,成为了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附庸。他们的军事技艺和商业头脑,都是本土突厥势力所需要的社会资源。

这样的宁静,在15世纪初被当年蒙古帝国的最强继承者所打破。随着毁灭之王帖木儿在河中建立自己的霸业,大量蒙古-突厥骑兵开始肆虐周遭地区。在进攻奥斯曼与叙利亚的战争中,都有大量的亚美尼亚人口遇难。

由于帖木儿本人在血统上不具备成为大汗的资格,所以选择绑定宗教圣战来增加自己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在中东的大量本地人口中,亚美尼亚人是最容易被辨析出来的群体。他们比较偏向天主教样式的教会与教堂,是比阿拉伯基督教徒更容易做典型的泄愤目标。因此,帖木儿军队一般会在攻克某个城市后,优先屠戮亚美尼亚社区。同样是在战斗中坚持抵抗的士兵,亚美尼亚人也会在投降后遭到最严厉的惩戒。

异常讽刺的是,帖木儿在做足了表面文章之后,还是要对亚美尼亚人网开一面。他在大规模营建都城撒马尔罕的时候,不忘将掳掠来的亚美尼亚人也强制迁徙到河中定居。这些流落中亚腹地的东仪天主教徒,便很快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

他们与留在老家的同胞保持联系,并借着帖木儿帝国所控制的道路,南下印度次大陆活动。由于帖木儿对安纳托利亚实行分而治之的遥控手段,大部分亚美尼亚人还是留在了帝国之外。南方的马穆鲁克同样没有被拿去领地,让乞里西亚的亚美尼亚人得以免受更大伤害。

此外,帖木儿为了垄断贸易,摧毁了金帐汗国都城萨莱,强行将商队引回高加索以南。这样,亚美尼亚山区的十字路口地位,在一时间地位获得提升。亚美尼亚的商团也积极利用分属三大帝国内的分支机构,进一步做大自己的商业影响力。

他们还一度和来自意大利的热那亚人展开竞争。后者的船队从君士坦丁堡进入黑海,落脚希腊城市或克里米亚的卡法。亚美尼亚人就更多同来自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威尼斯商人合作,间接促成了热那亚共和国的东方贸易衰微。他们也就成为了威尼斯商业霸权的东方合伙人。

1402年,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帖木儿,开启了对明朝的大规模远征。在浩浩荡荡开向东方的帝国军队里,也包括了被他强制迁徙到河中的亚美尼亚军人。他们大部分是工程部队和步兵,只有少量人是骑兵力量。

若非帖木儿在半途中因酗酒而暴毙,这些亚美尼亚士兵将会向明军展示东亚世界所难以见到的西欧军事风格。西班牙大使在撒马尔罕附近见到的大规模火炮工场,也可能有相当比例的亚美尼亚工匠在负责生产。

15世纪中后期,帖木儿帝国和整个中亚在实际上处于群雄并立的混战时期。这就迫使亚美尼亚商团在布局上做出新的调整。尤其是在河中成为四方争夺焦点的大背景下,亚美尼亚商人也会审时度势的离开旧核心,向着南方进行一系列迁徙。

在没有新的强势帝国可以来主导中亚格局的大背景下,很多原有的模式正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步坍塌。由于东方的明朝封建近乎锁国的贸易管制政策,所以只有类似帖木儿式的中亚强权才能为商团争取到较为满意的贸易特权。奥斯曼人在爱琴海两岸的持续扩张,也在实际上完成对欧亚内陆的西部封锁。很多人将其控制贸易路线的做法,视为对基督教欧洲的一种伤害,但实际上真正损失惨重的却是东方。

亚美尼亚人在南北两头,通过与意大利人的合作维系了地中海-黑海通往河中的漫长商路。但随着奥斯曼军队逐步攻克特拉比松、卡法,北线年后,君士坦丁堡宫廷的扩张目标转向南方,通过击败马穆鲁克夺取了小亚美尼亚所在的乞里西亚。这样,大部分亚美尼亚人的家乡就迎来了一个新的主人。到达伽马在1498年抵达印度,传统丝绸之路就此被“宣判”了死缓。

表面上,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对亚美尼亚人出台任何歧视性的政策。但帝国的核心位于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沿海,所以需要照顾境内的众多希腊商人。为此,土耳其统治者势必驱逐西方来的意大利商人,打击着亚美尼亚人的战略同盟。加上由此引发的中亚经济衰败,造成了地区内的战乱加剧。

奥斯曼人还为了经济发展和统战需要,吸纳了大批从欧洲出逃的犹太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等地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并顺带发展了与亚美尼亚商人竞争的贸易网络。结果,很多近代早期从海路抵达印度洋的欧洲人发现,在印度的沿海就活跃着不少易居过来的亚美尼亚商人。

整个16世纪,都是一个全球海洋经济崛起并冲击丝绸之路的新时代。具有敏锐眼光的亚美尼人也必定顺势而为。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与东西方两头的欧洲海商接洽,一方面继续依靠自己的内陆势力作为合作资本。

例如在东方,他们就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果阿建立的独立据点,并成为了后者理解东方世界的主要导师之一。他们可以继续从赫拉特与坎大哈出发,走开博尔山口抵达旁遮普地区,再南下海岸边的几个葡萄牙城市。依靠在亚洲地区横行无阻的大帆船,亚美尼亚人在百年内又把商业分支机构扩展到了马六甲和澳门。他们也顺势深入了由欧洲商船主导的东南亚三角贸易。以澳门为基地的亚美尼亚人,也将一直活跃到后来的19世纪。

同样在西方,亚美尼亚人找上了从北方南下的俄罗斯人。在伊凡雷帝的军队攻克阿斯特拉罕后,亚美尼亚商人翻过高加索山脉,通过莫斯科与诺夫哥罗德,抵达波罗的海口岸。借着还没有被摧毁的汉萨同盟船只,将东方货物出口到西北欧地区。各级代理人和行商,也顺着线路进入利沃夫等东欧的内陆贸易城市。

进入17世纪,传统丝绸之路似乎已注定无法复兴。但亚美尼亚人却因为一次悲惨的境遇而奇迹般的将陆上贸易通道,又维持了近一个世纪。当时的萨法维波斯君主阿巴斯一世,迫于奥斯曼帝国压力而选择在地缘上的撤退战略。大批生活在波斯帝国西北边区的亚美尼亚人,被强制从朱尔法等城市,迁徙到帝国的新都城–伊斯法罕。

很多人和遭到同样命运的格鲁吉亚人一起,成为了新波斯近卫军的主要兵源。但余下人则在伊斯法罕建立了与家乡城市同名的新社区,继续开始贸易网络的布局工作。这一次,他们的主要合作对象成为了新崛起的英国和荷兰势力。

1720年代,来自英国的武装商船帮助波斯人攻克了葡萄牙人控制下的霍尔木兹岛要塞。萨法维宫廷便将主要贸易港口搬到了南部海岸。亚美尼亚商人便从里海南岸采购了大量丝绸或生丝,通过伊斯法罕送往海边。这些货物再由英国人收购,送往各最终目的地。

在50年内,亚美尼亚人在北方的经营,也为自己获得了俄罗斯沙皇颁布的贸易特许权。于是,来自伊朗的丝绸类产品又通过阿斯特拉罕-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送到了垂死的汉萨同盟手里。亚美尼亚商行一路从利沃尼亚,扩展到汉堡和吕贝克等重要港口。在荷兰商船彻底击垮了波罗的海土著后,亚美尼亚人的足迹便顺势来到阿姆斯特丹与伦敦。

同时,在最古老的传统亚美尼亚人聚居区,奥斯曼帝国的新政策也帮助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尤其是在奥斯曼苏丹打压和消灭了部分犹太大商人后,帝国境内已经没有可以与亚美尼亚人竞争的商业团体。东方的货物也就可以直接送到马尔马拉海边,再走君士坦丁堡去往南北各地。凭借自己在欧亚各地的国际化网络,亚美尼亚商人在实际上对号称商业民族的犹太人形成了压制。后者虽然也分布众多,却在很多层面上并不属于一类人。亚美尼亚人则在内部认同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支撑着他们纵横各地市场。

到了18世纪,远东的亚美尼亚商人再次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他们的商号开始出现在孟加拉地区,进而随着大英帝国的稳步扩张而继续活跃在远东。在后来建立的早期香港,亚美尼亚大商人也是英国总督的重要顾问。至于已经涉足西欧的亚美尼亚商团,也随着西印度公司商船抵达了北美十三州的处女地。惯于做丝绸生意的他们,成为了最初在北美当地建立养蚕和丝织业的人群。

当然,亚美尼亚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在整体上挽救势必衰微的古老丝绸之路。他们在16-18世纪之间的成功,实际上更多的是绑定大航海时代的结果。因此,当不同商团随着船队四散到世界各地,也就等于是在宣布传统内陆大宗贸易的终结。很快,在发展速度进一步提升的19世纪,依然留在奥斯曼与波斯境内的亚美尼亚商团,开始遭到永久性的商业衰退。只有那些活跃在东西方的支系,还继续保有强大的生命力。但这与亚美尼亚人参与和维持了2000年的内陆贸易传统,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纵观亚美尼亚人的悠久历史,几乎没有与商业脱钩的时代。尽管每一次战略布局的调整,都透着这群人在历史上的众多无奈,但这也是人类本身命运的真实写照。毕竟,没有个人或团体可以保持经久不衰。大部分人在结束一生的行程后,都不会被后人铭记。亚美尼亚人却在历史的诸多瞬间,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深刻烙印。只是因为缺乏强大的实体背书或不具备普世性的文化感召,他们的商业民族属性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所忽视。

亚美尼亚人的成功之道,还在于自己的多元文化属性。古典时代的他们,是信奉拜火教的印欧系族群,却同样熟悉希腊戏剧。中世纪时代的他们,是看上去更像东正教徒的东方天主教团体,却同样与各类谈笑风生。因此,几乎和所有的群体都能找到交流共通处。这种优势在全球化草创的近代,表现的尤为明显。

相比历史上的诸多商业民族,亚美尼亚人既没有某项特别先进的技术,也没有大量扩增人口和本族文化的习惯。但超强的适应力与恰到好处的内部认同,帮助他们完成了不可思议的贸易网络奇迹。这种在后人看来有些过于低调的成就,也是寻常人家所最应该借鉴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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