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5月17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托雷翁市，为发生在110年前针对华人的“托雷翁惨案”向中国以及墨西哥华人社群道歉。中国驻墨西哥大使祝青桥以及科阿韦拉、杜兰戈两州的州长出席了纪念及致歉仪式。
公开资料显示，“托雷翁惨案”发生在1911年5月15日凌晨。托雷翁是墨西哥革命期间，马德罗派夺取的最后一座大城市。在攻占城市的过程中发生了针对平民的屠杀。托雷翁市是当时墨西哥华人华侨的主要聚居地，惨案发生时该城居民中有600至700名华人，其中303人在屠杀中惨遭杀害，大量华人居所、商铺、餐馆、银行被洗劫。
当地时间5月17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在该国北部城市托雷翁，为发生在1911年针对华人的“托雷翁惨案”致歉，并对中国在抗击疫情上“兄弟般的迅速”支持表示感激。
洛佩斯表示，道歉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这种歧视是基于最卑鄙和无礼的刻板印象。这些愚蠢的想法传播到了墨西哥，使灭绝成了排外和虐待的另一种方式。”洛佩斯补充道，在1911年大屠杀发生后，甚至没有领导者为此承担责任。数个世纪以来，华人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丝毫不亚于墨西哥或非洲原住民，有时甚至更糟。
墨西哥科阿韦拉州州长里克尔梅·索利斯则形容这一事件是“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时刻”，“那些扭曲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导致了灭绝和屠杀。”他表示，科阿韦拉州有许多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仰慕者，今天的仪式将成为两国友谊的又一见证。
祝青桥则表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历史，是要汲取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回顾历史，是要倍加珍惜中墨友好；回顾历史，是要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墨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为两国关系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方愿同墨方一道，坚持真诚友好，持续深化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进一步造福两国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有关媒体报道称，就像大多数种族屠杀一样，“托雷翁惨案”也是由怀疑、仇恨、恐惧、嫉妒和谎言滋生的。一些墨西哥人抱怨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压低了工资水平，另一些人则嫉妒华人社区在经济上的成功。
红船杂志关注到，墨西哥历史学家莫妮卡·巴斯托指出，这次大屠杀并非历史上墨西哥唯一的行为。包括抢劫华人拥有的企业、驱逐或强迫华人离开墨西哥、不承认华人及其配偶、子女的墨西哥国籍等现象在墨西哥北部地区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大屠杀发生后，掌权的马德罗政府曾同意支付大屠杀赔款，但还没等到落实这项承诺，马德罗政府就在1913年被推翻，这些赔款也就不了了之。
17世纪前，很少有华人定居墨西哥；17世纪后，在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才出现屈指可数的几个银匠和剃头匠。19世纪初，旅居墨西哥的华人还很少，但在19世纪后期的20多年内，由于当时的迪亚斯总统实行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政策，并于1899年和满清政府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于是更多的华人涌入墨西哥。
进入墨西哥的华人最初多在铁路、农庄和矿山劳作，或以洗衣为业，后转而从事日用蔬菜百货的批发和零售，成为较为殷实的商户。他们在墨西哥组织中华商会，同时和美国华商保持着广泛的商业信贷联系。到1910年，旅居墨西哥的华人已达13200多人，最高峰时达27800多人，大部分定居在墨西哥北部诸省，包括托雷翁。
惨案发生之前，托雷翁约有华人600余人。他们不仅经营着餐馆、旅店、洗衣房、杂货店，还拥有一家资金雄厚的华资银行，并在托雷翁内修建了一条有轨电车线路。他们还经营着大规模的蔬菜种植园，乃至当地蔬菜市场的批发和零售基本上为华人所垄断。在托雷翁城附近的棉花种植园里，华人同样辛勤地劳作着。可以说，对托雷翁城的兴起和发展，华人作出了极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托雷翁华人在商业方面的成就，和“保皇党人”康有为的扶持和指导分不开。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海外组织保皇党，向华人募捐。由于捐款有限，康有为不得不另辟蹊径以增加收入。1902年冬，他到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克多利亚城，和那里的保皇党分子会面，决定成立一个面向全球投资的商业公司，期以投资获取的利润从事保皇党事业。为筹集公司的启动资金，康有为亲自到世界各地华人聚居的地方游说。
1906年，康有为到达墨西哥。他在视察了华人在墨西哥各地的商业经营状况之后，对托雷翁产生兴趣。彼时的托雷翁是个拥有3万多居民的发展中城市，附近有墨西哥最大的棉花产地。在20世纪的头一个10年内，托雷翁逐步建起大型冶炼场、机器制造厂，很快成为墨西哥北部的一个工业重镇。伴随着托雷翁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也日益兴盛起来。康有为看准时机，用个人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转手之间，净赚10多万银元，约合今天将近美金100万元。
康有为在房地产投资上的成功，促使商业公司决定在托雷翁建立一家银行。1906年秋，华墨商业银行获得墨西哥政府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式挂牌营业。这个银行融集了墨西哥各地华商资金，用以从事房地产投资。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业务，华墨商业银行还征得墨西哥政府批准，于1907年在托雷翁东城建造了一条长达8英里的有轨电车线路，计划建成后由商业公司管理这条线康有为回到托雷翁，重新组建华墨银行。他指定当地侨领黄宽焯为行长，一向在墨西哥城开业行医的黄日初为房地产销售经理，特意从温哥华赶到托雷翁坐镇指挥的李福吉为商业公司经理。尽管华墨银行的经营并不总是顺利的，但到1908年为止，银行累积了相当的资产，并将大部分用于托雷翁城内的楼市投资和建造有轨电车线路，其余则投资到商业公司在纽约和香港展开的各项业务中。
托雷翁华人的勤奋和财富引起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嫉恨和不满。1911年5月5日，一位名叫赫苏斯·弗朗里斯的墨西哥人，在邻近托雷翁的城市戈麦斯帕拉西奥发表街头演讲，指责华人抢了墨西哥人的饭碗，是危险的竞争者。他还指控说，这些外国人，在托雷翁发了财，便囤积金钱，然后寄回中国。他更不遗余力地攻击华人在日用百货、蔬菜种植和销售等行业的垄断地位，号召墨西哥人驱逐华人。弗朗里斯的演讲，为此后不久发生在托雷翁城内的大屠杀惨案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在弗朗里斯发表煽动性演讲之后不到两周，弗兰西斯科·马德罗领导的武装就出现在托雷翁近郊。5月13日凌晨，4500名武装军人四面包围了托雷翁，和人数只有800名的联邦守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到星期日晚上，联邦军寡不敌众，决定撤退。15日星期一凌晨2～4点间，联邦军趁夜撤离托雷翁城。6点时，武装军开进这座无人守备的城市。
随着武装军涌入托雷翁的暴民们约有4000余人，大都来自托雷翁和近郊地区。他们涌入华人商铺集中的商业区，大肆洗劫和破坏商铺，在大街上到处追杀中国人。大屠杀从凌晨6时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直到武装军首领下令禁止屠杀为止。
在这场暴乱中，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旗下的华墨银行首当其中，遭到重创。事发之后，当时的晚清政府马上向墨西哥政府提出抗议，并聘请国际调查员就屠杀惨案提出赔偿要求。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混乱，于1912年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也忙于内政而无暇他顾，事情最终不了了之。